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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回忆录{上}

自 序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我本人恢复了公民权，各地方的政协也恢复了活动。我第一次知道，漳平县也有一个政协，也开展了活动。于是，离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协委员身份同故乡父老联系了。

我像中国古时神话中的丁令威化鹤归乡一样，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过去从游的师友差不多没有一个在世了，现在在县内活动的，几乎都是我离乡后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师友的后人，他们未见过我的面，只听到人谈我这样一个人，六十年前离家去了。现在我比丁令威的命运好得多，故乡没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欢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县政协也出版《文史资料》期刊，主编者对于解放前后本县发生的事情较熟悉，但对于“光复”前后的事情，则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写一点当时所见所闻，我答应了。辛亥那年我十一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岁)，离乡那年，我十九岁(实龄十八岁)，尚是“垂髫”的年龄，不会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毕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头宫女话开元天宝遗事，还是有人要听的，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来打算如实地记载那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释。但写下去渐渐成了“综合的报道”，不但写事实．本身，而且写事实的前因后果；再进一步就写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生活了。于是，我就不再写，我不应当利用一县的期刊来写个人的事迹，前年写成《我的中学生活》，并没有拿到县政协的期刊上发表。

故乡父老对于我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感到兴趣，主张出一个单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学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辞，因此赶写《祖父和父亲》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我虽然活了九十六岁，但对于人类毫无贡献可言，是不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但难免有人要借我做线索来研究我所处的时代，因之要知道我个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正如我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一样，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留作史料，作为《回忆录》的补充，此书的最后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忆录》的第一章相衔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场 民 变

据说，老年人喜欢回忆，年纪愈老，回忆得愈早。这说法能否成为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一般老年人，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来说，还是适用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应友人劝勉，写了一本回忆录，系从虚龄十九岁离开家乡以后写起的。当时的回忆只追溯到离家时为止，离家以前的经历和见闻就记不起来了，或者认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去记，更不值得去写。写那本回忆录时到今年恰好四十年，中遭变故，容易回忆往事，渐渐涉及离家以前的事情，尤其最近几年回忆得更多，更远。与四十年前不同，现在我觉得，这些五四运动以前(我恰好是五四运动那年离家的)的事情仍是值得回忆，值得写下来的。因为那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就我个人说)，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同后来的时代有很大区别，既然回忆起来了，而且由于联想的作用将有更多的事情回到意识中来，那么把这些事情回忆清楚后记下来，不会全无意义的。因此，我决定，从现在起，抽出时间，不按先后，不分门类，把涌现到记忆中来的往事分条写出，聊以自娱也好。

以下所记都是出于个人回忆，没有或很少史料可供依据，因此，总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好在我不会把所记当作信史，别人也不会把八旬老人回忆童年见闻视为信史。童年所见，容易记错；童年所闻，除容易记错之外，来源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漳平县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我忘其名。

今人不满意于辛亥革命，认为革得不彻底。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不是照样统治着中国?可是现在，七十多年以后，回顾看看，我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以后彻底的革命，就是从那次不彻底的革命发展下来的。形式上、称谓上的改变，孕育着后来实质上的改变。

例如，“知县”改为“知事”，就是一个改变。明清时，县官的正式称谓是“知某县事”，含有防止滥用职权之意，好像说：皇帝不过派你去搜集某县的“情报”，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供朝廷施政之用而已，不是叫你骑在老百姓头上。为了简化，“知某县事”便称为“知县”。同样道理，我们也有“知州”、“知府”。日本官制仿自中国，但因日本似乎只有县一级行政单位，没有州、府、省等级，同样是“知某县事”就可以简称为“知事”了。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与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称为“都督”，“知县”改称为“知事”，而州府二级也撤销了。

又如，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令，这也是一种改革。当时许多县知事是本省人做的。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龙岩县就有好几个人做了官，但漳平落后没有人做官。以前本省人只可以在本省做教官(教谕，训导，俗称“老师”)，但不能做县官。废除 “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受人注意。

卢知事年纪不大，当时约三十岁，似乎不是永定县大绅士，而是清末在福州学法政的，他显然没有做官的经验。上任不久，人家就向他建议同本县绅士合作，自然不是旧派绅士，而是新派即具有新学知识的绅士。于是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就受他聘任，每日进县衙门办公了。我不记得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幕宾?是顾问?是秘书?总之，同过去的“老夫子”一样。当时卢知事的许多措施，据说，就是养奇和少泉二先生出的点子。

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发生作用了。

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短时间，真命天子没有出来，群雄割据，争做皇帝，但真命天子终会出来的。正当革命高潮期间，我家书房(今解放南路八十一号)东隔壁一个人家养的老母鸡忽然变成了公鸡，鸡冠变大了，羽毛变红了，天亮前也会高声报晓。这本是生物学上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漳平人不能理解，认为是一种灾祸。几天之内，这个人家的大门几乎给人挤倒了，城里的人看了之后乡下的人也跑来看。最后一个测字先生买了去，装在一只木箱内，放在明伦堂前面的大院子，多少钱看一次。老百姓把这件生物变易同当前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了歌谣，满城传唱：“鸡母变鸡翁(ang)，皇帝没头鬃(zong，‘头鬃’辫子也)。”不说没有皇帝，只说皇帝没有辫子，似乎不是因为当时溥仪尚未退位，而是以没有辫子表示没有皇帝之意。老百姓以为人生下来就有辫子的，当城里剪辫子成为一种风气之后，乡下人表示反抗。一次，我在小船上听一个赶集的乡下人说：城里人要强迫剪“头鬃”，我们就不来赶集了。由此可见，乡下农民并不拥护排满兴汉和民主共和。

但“老爹”背后没有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的人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要多少兵派多少兵。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中水门西边几处赌场整天开赌，一个北方人叫做张桂，判了流刑来漳平服刑的，娶妻生子，做了流氓头子，便到远郊一个乡村去开“花会”①。过去，有时也有人开“花会”，但那是秘密的，城里影响不大。最后，花会头子多半会被捕判刑。所以流传一句话：开花会穿半边红衣(据说重罪犯人是穿红衣的)。此次张桂“花会”则是公开的。城里也有不少的“桌子”公开收取赌注，以每日张张桂所开“字头”为准。张桂一场兴旺之后，还有李芳场，开设更近，在大菁乡上去一个墓地上，我曾随人去参观。地下围了一班人，中间有一只竹篮，提柄上绳子拴着一个纸卷，几个人收取赌注。半下午开彩，即打开那个纸卷，然后付给中彩人钱。

① 花会，旧社会在很多地区流行过的一种赌博方式。从三十七门中打一门，打中的赢得三十倍的钱。

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

但最使卢知事头痛的是私盐贩子。中国的盐向来是国家垄断，售价高出成本好几倍，以此作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名为“官盐”，其实是由商人承包，规定每年缴纳多少钱给国库，官厅则保证盐商的正当收入，主要是取缔私盐。贩卖私盐，判刑很重。漳平和宁洋二县属于一个叫做“平宁帮”的盐商集团的地盘。盐商本人很少露面，主持其事的是一些“师爷”，即现在说的经理。漳平县“盐馆”设在今天第一中学的地方，面临九龙江，下游运来的盐在此入库，然后批发给盐店。盐店不是随便可以开的，要走后门，花钱，买执照。盐馆的“师爷”(经理)和“大爷”(职员)多数是福州人，似乎盐商股东多数是福州人。盐馆虽是商办，但一派官气，称谓已是官气了，那些“师爷”又同知县平起平坐，不仅出入衙门，而且时常在馆内宴请知县、幕宾以及当地绅士。盐馆有个后花园，虽不大，却有亭台、池塘、树木花草。盐馆有很多的钱，义和团前后曾遭一伙强盗抢劫，强盗是从下游坐船来的，抢完坐了船回去。

在清朝，私盐还是有的，否则盐馆不需要勾结官府了，但官府办得很严，敢于犯法的人不多。现在，知县换成知事了，而且是本省人来做知事，没有威风，于是许多人从下游贩私盐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不用说，官盐没有人买了。于是盐馆给卢知事施加压力，卢知事也想振作起来。一天，杀什么土匪，他亲自去北门外草埔坪(今已建起房屋)监斩，返回城里时就带着杀人余威，跟随几个亲兵和差役，在大街上捉了一部分盐贩子，到衙门里来。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校场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看见形势不好，便从堂后逃走了。他一个人从四知堂后逃入内宅，再由内宅逃出后门，一直逃到大夫家庙(今已拆建粮油加工厂)附近的养奇先生家里，但养奇先生不在家。恰好一个经常在县里各大家族串门的清客李祖尧，此时也来找养奇先生。他和卢知事认识。他建议带卢知事出东门，去离城五里的东坑躲避，住在陈玉银家。陈玉银是东坑一个大地主的养子，是县立小学甲班第二名毕业生，小学毕业后曾在福州读法政学校，此时在家。玉银是小名，我忘记了他的学名。

城里沸腾起来了，好多人聚集在大街上，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多数是普通市民。不知道谁传出消息，说卢知事被李祖尧带出城去了，于是一部分群众到北门外去包围李祖尧的家，扬言要放火烧掉李家。这件事终于和平解决了，没有放火，没有死人，也没有伤人。只有盐馆一个职员，人呼“柯大爷”的，被群众从家里绑出来游街，随后也就放掉了。

怎样解决呢?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钟知县交卸给卢知事之后，尚未回山东去，在中宪第附近租了一个民房居住。不知是他自告奋勇，还是县里绅士请他出面，总之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我记得身边有个人高声说：“要把盐价定下来，以后不准涨价。”另一个人说：“要在明伦堂门口立石碑，把盐价刻在石碑上。”可见至今还是争论盐价问题，而未提出人民和政府相互对立的问题。群众没有组织，上层阶级没有野心家出来利用民变以达到自利的目的，更谈不上有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了。

明伦堂门前大会以后，风潮终于平息了。卢知事从东坑回到城里来，仍旧做他的官，好像未曾发生过这个风潮。几日以后，李祖尧去衙门内宅看他，临走时他带李祖尧去签押房，从那里拿了十块银洋给李祖尧。

养奇先生事后评论说：“这个人太脓包了。你镇静坐在公案后，即使流氓冲到你面前，他们敢对你怎样?”

我未曾亲睹公堂上一幕戏，上面所记亲兵差役镇压不住，群众冲向公案，是听人说的。但也有人说，群众一起哄，尚未同差役冲突，卢知事就逃走了。

事后，似乎过了一段时间，厦门一家报纸登载了漳平县发生的这件新闻。我没有看到报纸，养奇先生说，大概是礼拜堂的什么人写的新闻。其实，当时漳平人以及在县城开店的龙岩人时常往返于漳平和厦门之间，他们把这件事情当着故事来传说，为记者所探知，写成新闻的。福建省的档案工作如果做得好，今天仍能找到登载这件新闻的厦门报纸。

以上所记几次提到养奇先生，未曾一次提到少泉先生，我记不起少泉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议论，似乎他那时已不在漳平县了。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漳平县没有“匪乱”。那时习惯上不说“土匪”，只说“贼”。那是传说的称谓。我少时常听大人说“安溪贼”。抢劫盐馆的贼是安溪来的，从华崶上水的货船有时也被拦劫，那也是安溪人干的。感化里(即今溪南)，紧邻安溪，据说也有人去安溪合伙。清朝官厅惩治甚严，时常捕杀。在侦查中发现贼中有一头头竟是漳平城里人，名陈茂芝，家住东门，父亲是有身份的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陈茂丰，同我父亲认识，我见过他几次。家里出了一个“贼”，不仅是一家人的耻辱，连全族人也觉得耻辱。太常陈家恰好是全县最大的最显赫的家族。于是，由他的父亲出面，设法把他骗回家来，缚送县衙，不久就被押去北门外草埔坪杀了头。此事轰动全县。我那时年纪很小，没有去看杀头，但听大人不断地谈论此事，所以至今记得。当时死刑只有杀头，枪毙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不错，在钟知县任上，我还看见“站笼”①，”被执行的四个贼，也是安溪人。

① 站笼，即立枷，是晚清时代发明的一种处死人的刑具。一个方形木笼，一人多高，笼顶是个平枷，圆孔恰好套在犯人的头上，初时，犯人脚下是垫着砖头，口鼻可以呼吸。过了一个时期，砖头就撤去了，于是犯人悬空吊着，无法呼吸，不久死去。那时杀头是要刑部批准的，站笼则不需批准。犯人家属宁愿站笼，可得全尸。

地主阶级是同“贼”对立的，即同农民阶级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斗争方式相对立的。武昌起义，各地响应之后，有远见的地主倒不关心有无皇帝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农民暴动。一天，我听父亲和客人谈话，不知道怎样谈到了太平天国进攻漳平县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大地主，据说是城里最大的地主，听到风声，便带领全家逃到我们的老家和春乡去了，好多乡人是他的佃户。他们夜间南望县城，看见红了半边天。太平军攻城失败，逃遁走了，全家人平安无事地回到城里来。我的父亲感叹道：“那时的乡民毕竟厚道，今天就不行了。”当时我不理解父亲的感慨。我看见从和春乡来的族亲，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恭敬；每年我们去和春祭祖时住在族亲家中，他们也好好款待我们。一旦有事，我们全家逃去和春，住在他们家中，他们难道会换一副面孔么?

不久之后，县里就得到情报，说有个大乡村，农民杀猪会众，商量如何挑空箩筐进城，把富家的东西挑回来。这个情报未必可信，但人心惶惶，大家不是害怕外国人派兵占领我们领土，不是害怕宣统皇帝登宝座，讨伐叛乱，不是害怕北兵南下，骚扰居民，也不是害怕“安溪贼”远来袭击，害怕的是近郊和远郊的农民。城里办起了团练，四门各成立一队，每日操练。有一次在县立小学门前的广场上开大会，养奇先生演说。又有一次在教场练习实弹射击，我们小孩子都跟随着看热闹。经费是县衙门拿出来的，教练是一个外乡人，队员则都是本地人，并非流氓赌棍，但有好多沾染了流氓习气。有枪支，有时发了子弹，但武器如何管理，则我不知道。大约有二百个队员。后来，因农民没有什么举动，城里治安没有什么恶化，以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这个团练的队伍就无形解散了。

民国四五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漳平县乡村才又紧张起来，但农民不是采取群众进城抢劫富家的方式，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了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二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和睦里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那时我在龙岩中学读书，这些事情是放假回家后才听人说的。还有其他围剿和反围剿。总之，林智山在和睦里站住了脚，而且一度占据了宁洋县城。有人看见他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我认识谢信友，他是我的父亲的同案秀才，家住江对面，山下一座旧房子，我随父亲去过几次。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枪，有队伍。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依附林智山的。奇怪的是这些头头，每个人姓名的第三字都是“山”字。养奇先生爱说笑话，一天对陈寿山说：“你赶紧改一个名字吧，否则人家要把你当作土匪头子!”那时不说“贼”而说“土匪”了。

“匪区”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但我在家时，永福里没有“传染”到。

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漳平北门外有个放高利贷的土财主，家住在观音亭边，屋子粉刷得雪白，一天夜里被人破门进去绑走了，以后不知费了多少钱才赎回来。和春乡有个地主，是陈寿山第三个媳妇的父亲，也是夜里被人破门绑走的。陈寿山打听到这帮土匪的底细，于是设计在约定交付赎款的地方把人救出来，而且捉了土匪头子，但这是例外。这类事情发生多起，连城里的有钱人也恐慌起来了。我家一个族叔也是一个富人，家住小院子，此时特别开辟一个门通到多人聚居的大屋子来，以便半夜听到大门响动时可以溜走。但城里毕竟未曾发生破门绑人的事情。

又是养奇先生说的笑话。当时邓炳知事严禁鸦片烟，常常派亲兵冲人人家把吸鸦片的人带走。街上的人知道是“捉乌烟”，就不管了。一天，养奇先生说，如果土匪扮作官兵二三个人，到同春店门口把见龙先生捉去，只要说“捉乌烟”，就可以大摇大摆走出北门外去了。李见龙是同春南货店大股东，本县商会会长。但那时的土匪毕竟没有这个胆量。

城里的富人也搜集土匪的情报。我知道两件事情。某村姓李的族人请了一个“军师”来家，款待得很好，向军师学习如何进行工作。某村迎接一个贵客，据说是广东 “孙仲山”派来的，农民不知道“孙仲山”是什么人。我当然晓得，这不是“孙仲山”，而是孙中山，即孙文，辛亥革命的领袖，此时正在广东活动，反对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由此可见，民国四年以后漳平远郊的土匪活动颇不简单。自然，不一定是孙文直接派人来组织的，多半是一些野心家利用孙文之名在北洋政府统治薄弱的地方组织武装力量，从中获利。

邓炳知事看见武力进剿无效，便采用招抚的办法。我不知道最大的林智山一股是否就抚，但毕竟有几小股是就抚了的。有一股溪南土匪，匪首是当地一个戏班内唱花旦的戏子，招安后住在县城，不知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名字叫做“乌骚贝”。一夜，我在中水门街上新开的面店吃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也走进店里来吃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这就是乌骚贝。”土匪头子受人注意，唱过花旦的土匪头子更加受人注意。我也接触过另一股受招安的土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几个中学生要去龙岩上学，但去雁石的路不平安，衙门派几个携枪的兵护送我们。他们都是本地人，自言是新受招安的，其中一个还告诉我们，他进过新学堂，随即唱了当时学生常唱的《湘江三贤》歌。我未曾接触的还有几股。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北宋时的歌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小股土匪，招安后“官”虽不大，但似乎也未曾被官方骗去杀死。

我一九一九年离家以后，就不知道林智山及其他几股土匪的下落了。当时让城里的富人寝食不安的林智山，现在的漳平人连姓名都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几篇有关漳平县现代史的材料都未提到林智山姓名。

农民在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了“股匪”的方式，如果不是迅速发展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那就容易蜕化而为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在家的最后几年看见的几股土匪接受招安，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些小匪首并没有做大官，但后来的卢兴邦、陈国辉之流，还不是放大的“乌骚贝”?这些大匪首难道比北洋军阀派来的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带兵头头更能造福于农民大众么?

“拆城，玉鸣兄!”

这里，不仅是八十老人回忆他的童年，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人回忆另一个社会结构，旧的，过去了的，不会再来的一种社会结构。上面写的“民变”和“匪乱”二事，深深带着旧结构的烙印，在新结构中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也不会表现为那种方式。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可能在国内落后而偏僻的地方今天还能发现它的遗迹；在漳平县内今天也可能找到若干残存物，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事物残存于老年人的头脑中，但像我离乡时那样年纪的青年人今天是不会理解那样的社会生活的。他们会觉得我写的回忆发生于遥远的古代，好像我少时读汉魏六朝的历史一样，但是今天的新社会结构毕竟是从那个旧社会结构演变出来的。今天的人应当认识那个旧社会结构。

那时，至少与我所接触的漳平县而论，社会基本上分成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财富基本上以土地计算。评价某人的财产，总是说他有多少土地，——漳平人习惯不是说他有多少亩的田地，而是说他每年收多少斗的稻谷。漳平的斗，大小与江浙一带的斗不同。例如，上海一斗大米旧制十六斤六两，比漳平的斗小得多。漳平的斗有两种：一种是量米的斗，一斗米三十市斤；一种是量稻谷的斗，一斗稻谷旧制二十二斤，折合市秤是二十五点八七五斤。不仅私人财产以土地计算，而且所有社会基金，如祠堂、庙宇、团体、事业、学产等等，也都以土地计算。收租谷的和交租谷的，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客观上这是互相对立的阶级，但主观上有种种现象掩盖着这种对立的形势。

首先是宗族制度。从社会意义上说，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结构，属于封建社会，但保存在漳平县内的那种社会结构应当称为宗族制度下的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其实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残存。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经过几个阶段发展之后，氏族制度便消灭了，惟有我们中国保存其残余直到现代。氏族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形式，使之同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继续保持其特性。我们在中国古代和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宗族制度的材料。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下去，宗族制度渐渐不能适应了，以致鸦片战争以后惟有像漳平县那样的内地偏僻地方还能保持相当的活力。

即以本县最大的宗族“太常陈”为例。据《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一篇文章所说，他们的先人是从吴兴迁来本省永安县，然后由永安县迁来居仁里和平乡(本地人叫做“罗坪”)。他们在和平乡繁衍生息，并以此为基地发展至东坑乡、小菁乡，以及其他的乡村。他们是聚族而居的，似乎和平乡没有或很少杂姓。他们聚居的乡村，地主姓陈，农民也姓陈，他们同登一个祠堂，他们之间是兄弟叔侄的关系，是一家人，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同外族人斗争。如此一来，对抗的关系便淡化了。宗族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间的矛盾。

最大的宗族“太常陈”如此，其他的宗族亦然。居仁里，以县城为中心，以二十华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大的宗族有四个：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丁坂刘以丁坂头为基地；坂尾刘以坂尾为基地；蓝田陈则是后起的，陆续从永福里搬来县城居住的，没有集中的居住区，如果有基地，那是在永福里。太常陈的祠堂在他们聚居的城东区，即有名的“大夫家庙”，不仅是各姓祠堂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好的祠堂，而且是全县最好的房屋。我这话也许夸大了。总之，应当除去公共建筑物如县衙门、孔子庙等等以外，也许还要除去永福里陈家祠堂以外。大夫家庙又是最新的祠堂，陈玉鸣时代建筑的。我不知道，以前太常陈祠堂在什么地方。可能，新祠堂是在旧祠堂地基上新建的。丁坂刘的祠堂和坂尾刘的祠堂都在城南区，在上水门和中水门之间；前者叫做“上刘”，后者叫做“下刘”，相距不远，中间只有一些矮小民房分隔着。蓝田陈在城里没有祠堂，他们去永福里祭祖。陈桂芳中了进士荣归后计划在“上刘”的西边建筑一个蓝田陈的祠堂，没有成功。祠堂之于宗族，类似于西方教堂之于教徒。每年祭祖，聚众议事，自然是本族几个头面人物说了算。以前大概也有临时开祠堂，商议大事，如处理子孙中违反族规的事件。小说中还写了族长惩治不肖子孙的故事，我未听说漳平县祠堂发生了这种故事的。

正式的大祠堂有一定的格式：一个大厅，两帝有正房，降阶而下是一个长方形的中庭，中庭两旁有走廊，中庭尽处是大门，有很大的门厅，门厅两旁可设房间，大门外是一个很大的空场，也是长方形，空场尽处是一个大照壁，照壁背后则是大路，那就不属于祠堂范围了。城南区两个刘家祠堂的建筑格式完全相同。空场常用来搭戏台演戏，看戏的人几乎站满了空场。那是居民集资借空场来演戏的，不是刘家祭祖时演戏。大夫家庙系新建筑，中庭小些，大门外的空场也小得多，不作长方形，没有大照壁，而是一个围墙，隔开大路。

城内还有几个破破烂烂的旧祠堂，格式差不多，规模也很大。一个在城北区，堀儿尾，名太史第，姓朱；一个在城西区，大坪头，姓陈，但非太常陈，亦非蓝田陈，据说是感化里陈姓的；一个在城南区，洪厝坪，也姓陈，蓝田陈，有时永福里来人祭祖，但县城内外的蓝田陈并不以为是他们的祠堂；一个在城西区，名三牧第，姓刘，既非丁坂刘，亦非坂尾刘，从未见祭祖的。这个祠堂规模较小，多年作私塾，也曾办过初等小学(求是小学)。关于这个祠堂，流行一种传说，说它本来是我们郑家的祠堂，明清之交混乱中不知怎样变成刘家的了。因为明朝，我们和春郑家同时出了三个知县，他们来城里合建一个祠堂，叫做“三牧第”，当时刘家没有同时出三个知县的。我这里不过写出“传说”，并非替郑家争这个“产权”。

正式的祠堂是不用来住家的，故正屋之外没有辅屋。以上所说的祠堂都是如此。

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四大宗族之外，还有三个小宗族：丁坂黄、和春郑、北郊李。他们也参加了宗族间的斗争。黄家居住在丁坂尾，出了几个大地主，勾结官府，生活阔绰，连龙岩县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土地。关于黄家的传说很多。据说，他们盖了好几幢“土楼”(什么叫做“土楼”，我想今天还有人知道)用 “赤米春墙，白米抹壁”，“在室女”两臂戴满了金镯子，等等。黄家在城里虽无祠堂，但有一个时期垄断了全县的权力。不幸，一八四二年壬寅的特大洪水把黄家几幢土楼冲毁了，人和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从此衰落下来。

郑家以和春乡为基地，十七世祖才迁入县城，在城西南和西北先后建筑了三座大宅，全族人基本上居住在这三座大宅之中，很少几家住于若干小屋。三座大宅的构造界于祠堂和住宅之间：正屋构造如祠堂，但有辅屋，有的还有外辅屋，正屋也是住家的。郑家在城里没有正式的不住人的祠堂，远逊于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这是表明力量不及这三家雄厚，——也不及蓝田陈家雄厚，蓝田陈家虽然城里没有专用祠堂，而且居住分散，但有永福里大族支持。郑家十八世祖也曾计划在城里建立一个正式祠堂，结果没有实现。

李家聚居于西北郊，我不知道以哪个乡村为基地，城里也没有祠堂，但占有一定的势力。

以上所举四大姓和三小姓以外，并非没有其他的姓，亦非说其他的姓在县内政治斗争中不起作用。我不过说，就我小时所闻的县内政治斗争一般进行于四大姓和三小姓之间而已。

旧中国，至少明清时期的中国，县一级不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的共同统治。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官的方面。官是皇帝派来的，是代表皇帝的，掌握着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合作，官不能顺利统治。官要回避省籍，不仅本县人不能做本县的官，本省人也不能在省内他县做官。教官不回避省籍，但要回避县籍，即本县人不能在本县做教官。因此，外省的人来做官，即使带幕宾来，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本地的头面绅士合作，就做不下去。官绅交恶，往往是官的方面失败。至于官权和绅权所占比分，则随具体情况而变异。

一县之内，够得上做绅士的人并不多，但头面绅士、大绅士，可以进出衙门同县官来往密切的，则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斗争。一般是在他处做了官(京官或地方官)退归林下的人，最适宜做大绅士；其次是有功名的人，举人或贡生，一般秀才还不够格，秀才有条件做大绅士的，可以用钱捐一个贡生头衔，叫做“附贡”。①大绅士，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由此发财，所以竞争很激烈。这种政治斗争宛如唐宋的宰相大臣之间的斗争。但小县的政治斗争，就我所闻来说，则往往归结为宗族之间的斗争。大绅士背后总有宗族支持。几个大宗族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小宗族乘虚而入，作为缓冲。

① 附贡即例贡，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因为不由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故称例贡，不算正途。

太平天国失败后，漳平县有名的大绅士是李学惠、刘攀龙等人，他们都因办团练防“贼”有功，出去做了县官的。以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太常陈崛起垄断了绅权。陈舜明、陈玉鸣兄弟同时中了举人，前者是文举人，后者是武举人，他们做了太常陈的族长，很快积累了财产，成为本县的巨富。历任知县都要巴结他们。特别是陈玉鸣，成了本县的霸王，饮食起居都是官派。他没有亲生儿子，六个儿子都是买来的，过的都是官少爷的生活。大夫家庙，本县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陈玉鸣建成的。我不知道，这是新地建成的，还是在旧祠堂的基础上重建的。环绕着大夫家庙，民间有许多传说。原来，进东门，沿城墙向北走，可以看到一长排的旧屋子，从屋内铺地的长石条石板看来，这是很讲究的建筑物，据说是好久以前一个武官的宅第，主人衰败了，住户都是穷人，外姓人或主人的后裔。门前是池塘，狭而长，对面就是城墙。全城惟有这一段城墙无路可走。大家叫这个池塘做“枪刀池”，形状像一条枪，枪尖直刺着太常陈的祠堂。为了解除这个“威胁”，大夫家庙前面特别挖了一口池塘，挖成关老爷大刀头的形式，刀刃正对枪尖，并取名为“关刀池”。为了积蓄池水，特别在下水门通来的路上，万寿宫附近的道路，用土垫高。使得两旁雨水不会流出下水门，而流入“关刀池”。人家称为“四水归池”，这大概是一句成语，我说不出其他“三水”是哪里。虽然如此，关刀池水常常干涸，枪刀池水终年饱满。城内要由南门走到北门，向来必须经过大夫家庙一条路。大夫家庙每年祭祖，比城区其他祠堂都更丰盛。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参观，夜里灯烛辉煌，大厅里摆满供桌，在祖宗神位面前供两只大肥猪，分别扮成狮和象。大厅内或大厅外有一处专设陈玉鸣的祭案，墙上挂着陈玉鸣的遗像。

陈玉鸣和太常陈全盛时，自然惹起其他宗族的反对。我只知道两次，一次是同陈桂芳的斗争，一次是同丁坂刘的斗争。同陈桂芳一次，我只知道也是整个太常陈和整个蓝田陈相斗的，但不知其详。同丁坂刘一次，则流传很广。我虽未及见，但听好多人传说，现在还记得这些传说的大意。

太常陈人多，家富，但那时文化不及丁坂刘高。太平天国以后，丁坂刘的地主衰落了，但文化仍旧是高的。刘攀龙死后，仍有几个举人，秀才也不少，富于藏书读书，人人不仅努力作八股文，而且学习乾嘉学派的考证。他们同太常陈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斗争。丁坂刘举人也常常出入衙门，但总不如陈玉鸣那样同知县密切，也没有太常陈那种财力，屡得知县欢心，以致斗争中常常失败。最后，丁坂刘抓到了陈玉鸣的一条“辫子”。

陈家住在“学边”，即文庙西边(或学宫衙门的西边)，陈玉鸣要建新屋，不知怎样选在西城区，三牧第背后，城墙近旁一个地方，那里是很偏僻的。建筑新屋，要去城外取土，但那里离北门和西北都很远，取土费事，于是这个霸王决定拆去工地附近的一段城墙，通过缺口去取土。这自然省事，又节省时间。丁坂刘抓到这条 “辫子”，就控告他图谋不轨，皇帝的城墙怎么可以拆去呢?县里告了无效，就告到省里去，省里派委员来查办此案。此时陈玉鸣才慌了手脚。他求救于县太爷幕宾。一个人替他出主意，叫他连夜把拆去的城墙重新砌好，而且用松明烧烟把新砌的墙砖熏黑；一面用钱去收买省里派来的委员。

这段城墙，我少时看得很熟，常在城上经过，更常在城下经过，站在城下看得更清楚；那个烟熏的部分同其他部分对比非常明显，其他的部分没有烟熏的那般黑。

到了正式踏勘那一天，原告来了，被告来了，知县来了，省里委员也来了，自然还有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委员踏勘之后宣布他的结论说：城墙完好，没有拆毁的痕迹。于是陈玉鸣胜诉了。原告刘举人便从怀里取出尖刀奔向陈玉鸣去。自然没有刺着。官司虽然结束，但太常陈和丁坂刘两家结下的冤仇长久没有解开。

此事发生于哪一年，我说不出来。总是在我出世以前。但我少时常常听大人说起此事，在以后好多年，漳平县口语中也留下了此事的痕迹。无论小孩子游戏时或大人间说笑时，每逢其人闯了祸，陷于窘境的时候，旁人就要说：“拆城，玉鸣兄!”在漳平县的口语中，“城”和“兄”两字是谐音的。

此事之后不久，丁坂刘几个举人都死了，几家地主都衰败了。太常陈还是想方设法打击他们，使之不得翻身。

我这里再记叙这场宗族斗争的两件余波。

丁坂刘有个穷秀才刘志和来城里教私塾，学堂就开在自己的祠堂。他教书很有名，学生之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坂尾刘万里。但更加引起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道德”。当时，陈玉鸣已死，大儿子陈齐旋(鹤汀)继承他做了本县大绅士。这个“学边陈家”，有钱，有势，生活奢侈，态度骄傲，道德败坏。刘志和恰好同他们相反，态度谦虚，生活俭朴，立身处世遵循程朱道学遗教。陈家和刘家成了两个极端。不满意陈家的人就称赞刘家。有一个知县尊敬刘志和，打算向上级推荐刘志和为 “孝廉方正”。①此事被陈齐旋知道了，陈齐旋立即进衙门去，打消知县这个计划。知县只好听这位大绅士的话。直到陈齐旋死后，刘志和才渐渐地由私塾先生做了大绅士。

① 清科举名。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由督抚举荐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乾隆以后，由地方官保举，经送吏部考察得任用为州县与教职等官。

丁坂刘另有一个秀才刘云纪也迁居城内。他是一个岁贡②，有学问，受人尊敬。一九一三年选举时，他也是一个代表去漳州投票选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当时，刘家已经能够同陈家抗衡了。刘万里和陈齐云竞选国会议员。刘云纪是看不起刘万里的，可能还有别的嫌隙，但他不得不投刘万里的票。他非常痛心。事后，他对人说： “一个字害了他。”这意思是说：“他如不投刘万里的票，陈齐云就会当选了。”

② 岁贡，清朝科举制度中五种贡生之一。其他四种为：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统称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

这就是说，一直到民国初年，漳平县的政治斗争都采取宗族斗争的形式。那时没有什么“个人”，个人不过是宗族的一个成员，以宗族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是好朋友，都是我的父亲的座上客，可是到了政治斗争时，两个人就各站一边了。民国二年，养奇先生组织国民党，少泉先生组织共和党。

民国以后，漳平县的政治斗争终于冲破了宗族斗争的框架，同国内其他比较进步的地方一样了。宗族的封建主义在漳平县保持到民国以后，也是漳平县落后的一个证据。

从历史上看，漳平县的名人并不限于居仁里。曾汝檀是和睦里人，陈六袷（韦合）是感化里人。但居仁里定为县治之后，渐渐地大地主迁移到城里来了。儒学考试都在城里，居仁里遂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睦里和感化里都落后了，惟有永福里勉强跟得上居仁里。永福里土地似乎多于居仁里。但大地主陆续迁居居仁里。而文化也落后于居仁里。政治斗争，充当大绅士，勾结官府等等，必须住在城厢内外才行。永福里的人无此条件。

太常陈是本县第一个宗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富，文化最高（我少时，太常陈的秀才无论绝对数或按人口比率，都是最多的），定居城厢内外也最长久。从“太常陈”、“大夫家庙”、“中宪第”等名称看来，先世是做了大官的。应当研究他们的族谱。

民国以来，这个显赫一时的宗族就衰落了，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内部矛盾是其中之一。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我说，我少时所见的本县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宗族”的封建制度。但这是就上层建筑说的。就经济基础说，我们这里早已越过宗族的封建制度阶段了。重要的乡村仍是聚族而居，一个大乡村仍只有一个大姓，但本村大地主已不限于剥削本族农民，本族农民也不限于受本族地主剥削。最大的地主亦非都是本族族长。几个乡村，土地产权交互错杂，基础已经改变了，但由于历史惰性，上层还保持着宗族的性质。全族还以祠堂为中心团结起来，解决族内纠纷和处理族外斗争。这种失去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支持长久的。一般说来，一九一三年选举表现太常陈和丁坂刘的宗族斗争以后，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表现了。以后的政治斗争就不带着宗族的性质，族内的团结也松弛了。

漳平县剩下来的，还是简单的封建制度。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的阶级划分还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主，财富还是以田地计算的，农民交纳的还是实物地租。”宗族团结多少起了缓和阶级矛盾和遮掩阶级剥削的作用，如今连这个作用也没有了。

我少时常常听到上辈感叹今不如昔，特别是怀念太平天国以前的社会，那时有多少大地主，地主家里如何富庶，如何有家教，他们的子弟又如何知书识礼等等。从各方面看起来，漳平县社会确实是衰败了的。一般人只知道以太平天国来划线，好像一切都是“长毛贼”的罪过。他们不知道应当以鸦片战争来划线，太平天国本身也是鸦片战争的后果。鸦片战争以前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开始逐步破坏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经济基础了；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起了加速破坏这一基础的作用。鸦片烟及其他洋货一船一船的运进来，白银及其他财物一船一船运出去。封建制度的基础因之加速瓦解。不仅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陷于贫困，连地主阶级也日益衰落。不过，小地方人只联想到太平天国而已。

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漳平县城和四乡之间的差异没有后来那么大。小菁社作了县城，有皇帝派来的父母官驻扎，有城墙包围，有大小店铺，比起四乡自然热闹得多，但那些大乡村从前也是热闹的。并非所有大地主都往城里搬。例如，丁坂黄家，壬寅年(一八四二年)大水以前，就是全县最富庶的乡村。那里的大地主，连龙岩州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地产，他们在丁坂建了多座土楼，他们在物质享受之外还发展精神文明，即聘请名师教育他们的子弟。有个名黄起凤的青年以其聪明和学识震动了全县。那时知县反而常去丁坂拜访他们。丁坂黄家不需要在县城里设立根据地，我们和春郑家，虽然在县城里有了根据地，但仍把和春看作自己的家。有个同族的伯父，比我父亲大好几岁，但也不是太平天国以前的人。他几次告诉我们小孩子说：“你们为什么把和春看作乡下，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呢?”他少时并不把和春看作乡下。那时，他说，我的祖父一辈人三日两头骑马往和春跑。可见，太平天国之后不久，城乡差别还是不大的。在我少时，无疑，我们都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这个变化，无疑同太平天国有关。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残余力量一部分进入福建省。某日，从永福里来到县城对岸，准备攻城。一个军官从上三公庙旁的小巷骑马冲出来，恰好被守城清军火枪击中，落马而死。听说这人是“二显”，即第二个指挥官，他一死，太平军就撤退了。于是，四乡富人纷纷移居城内，城乡地位差异顿然悬殊。

高高的砖墙，厚厚的城门，就近代的战争来看，它的防御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还能顶事，尤其足以防御“土寇”(即反抗的农民)的攻击。城门每天二更关闭，五更开放，城外的人探亲访友，很不方便。有几处，砖有缺损，可以爬上爬下，但颇危险。城内外演夜戏时，也有人设下长梯以便进出，但须付费。城里的人往往傲视城外的人。近郊的人白天进出城门，同城里人没有区别，他们也傲视“乡下人”，即远乡的人。城里人问近郊人：“你们听得到更鼓么?”县衙门每夜在门楼上打更鼓，城里的人听得到，城外靠近城墙的人也听得到，但稍远就听不到了。漳平县衙门门楼特别高，更鼓特别响，相传是后坂洋一个大地主出钱添置的，以免被人讥诮为听不到更鼓。但城墙和城门的作用主要还在于防御。这类小县城本来不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而设置的。漳平县的建制和筑城，志书明言，正是为了抵御“土寇”的。

县城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外，还是商业中心。我们有一条“大路街”，从县衙门起朝西直到三角坪，都是店铺；两条支街(“南门街”和“中水门街”) 也都是店铺。到三角坪后，大街分成两支：朝西北的叫做“江西街”，也都是店铺，朝东北的叫做“下巷”，也有店铺，但不如江西街热闹。江西街尽处是“三公前街”，也有店铺，不热闹。此外，出西门又有一条“打铁街”，除几家铁匠铺外也有商店，尽头处向左转弯到江边就是松明岭，那里沿街也有店铺，直至盐馆为止。不过西门外的街道，“朝圩日”才热闹，“圩后日”很少生意可做。

全县，除县城外，永福、新桥、溪南三处也有商业(“溪仔内”也有商业)，但都不及县城。县城里，有几家布店，有几家南货店，生意比较大；此外，有药店、米店、杂货店、水烟店、豆腐店、纸烛店、裁缝店、棺材店、肉摊、菜摊、剃头店等等。但没有当店，也没有浴室。除一家面店之外没有菜馆、茶楼及一般饮食店。我少时还看到一家鸦片烟店。

这还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商业资本，是封建经济的补充物。中国很早就有了商业资本，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一般是受轻视的。在我少时，地主阶级，尤其其中的士大夫，仍旧轻视商人。土大夫可以放高利贷，即使人家知道了也无所谓，但不可以经商，至多可以拿钱出来给别人去经商，自己是绝不动手的。

县城的商业，每年营业额有多少，我算不出来，大概不会很少。总之，当时除了土地的剥削之外也有资本的剥削。不过财产还是以土地计算的。漳平本地的商人，赚了钱，往往拿去买田，以为田可靠，银子不可靠。商人赚了钱，还是培养子弟去读书，考秀才，做官，至多叫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去接替自己做生意。我不记得漳平县有什么以商业起家的富翁，有什么商业世家。

这里有个特点必须指出来，即漳平县城的商业一向不是操纵在漳平本地人手里，而是操纵在“外面人”手里。恐怕县城从开始出现商业以来就是外面人操纵商业的。最早的是江西人。我们城里有一条热闹的街道叫做“江西街”可以为证。民间还流传了一些有关江西商人和漳平本地人互相斗争的故事。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少时，全城里没有一家店是江西人开的。江西人走后，县城的商业也不是漳平本地人操纵的。在我出生以前一段长时期，操纵县城商业的是“下面人”，即九龙江下游的人。我少时还看到街上有几家下面人开的店。比较大的有一家南货店开在中水门街，店主据说是石井人(今属华安县)，那时已经亏损濒临倒闭了，不得已向本县北门外一个土名叫“杜鸪捷”的高利贷财主借债维持。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才倒闭。另有一家卖洋货的，开在明伦堂对面，店主姓张，长泰人，家住洪厝坪。他的大儿子张澄清，小学与我同一班毕业，考第一名，不久病死。二儿子在江中游泳溺死，店终于倒闭了。我少时常常听说：“陈太和”，有名的大店，开在江西街来安堂附近，可能就是来安堂旧址。主人是下面人，但已几代在漳平开店，子弟都在漳平读书，而且应考。可是，本地童生群起反对陈太和子弟考秀才，认为“冒籍”。秀才名额是有限定的，漳平县每科十九人。外籍人考得一名秀才，本地人就要失去一个秀才名额。这家人住在江对岸，每日摆渡。我少时，陈太和店早已倒闭了，也没有子弟遗留下来，但关于这个店铺和这一家人，我还是常常听到议论的。

奇怪的是《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有一篇文章也提到“陈太和”，说“陈太和”是本县太常陈家的一个支派，就与我所知道的相反。究竟如何，需要查考。

我少时，直到我离开家乡为止，操纵县城商业的已经不是下面人，而是龙岩州人了。据说，龙岩帮代替下面帮操纵县城商业的，其转折点是一九00年庚子近年终时发生的一场大火灾。“大路街”几乎完全烧毁。大概下面帮由此丧失元气而让位于龙岩帮了。

我少时所见，县城所有大店，即本钱较多的店，都是龙岩人开的，其中包含所有的布店和南货店。我想不起有漳平本地人开的布店。大约在我进中学时候，即大约一九一五年以后，坂头顶人李见龙才开了“同春”南货店，其他所有南货店都是龙岩人开的。一切纸烛店都是龙岩人开的。这类店铺，本钱不大，但漳平人没有货源，香、烛、纸、鞭炮是龙岩人的手工业产品。条丝烟也是龙岩人经营的。尚有其他几类店铺也属于龙岩人所有。反之，一切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等等，则是漳平人开的。街上大概有二三家是客家人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卖什么货，店不大。

县城的商业为什么操纵在外地人手里，本地人为什么不能赚本地商业的利润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漳平社会落后的表现。潭平本地商人一般是兼职的，某些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交给别人去经商或自己经商，由此赚来的钱仍旧拿去买田；小本经商的人赚钱不多，如果某年赚了更多的钱，也是用来买田。大家只认为土地才是财富，天火烧不掉，强盗劫不走。大小商人没有一个全心扑在商业上。龙岩人则不然。龙岩有专职的商人。龙岩人是微型的“徽州人”。在明清两代，徽州府属各县的人是以出产专职商人著名的。所谓“无徽不成镇”，就是说：全中国，凡是城镇即有商业的地方，都有徽州人。这话自然有点夸大。漳平县城从明代起就有商业了，但我未听说有徽州人开的店。但这话一般说，还是符合事实的：全国大的和中等的城市确实都有徽州人立足。明清小说中常常写到徽州商人。已经有人说出了物质的原因，即是徽州府各县山多田少，人口增加了无法存活，非出外谋生不可。由此产生了专职的商人，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建立了全国的关系网等等。这个特质的原因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龙岩的商人。龙岩也是山区，虽不能说龙岩的田比漳平少，但龙岩的人确实比漳平多，所受的人口压力比漳平大，多余的人口也不得不出外谋生。所以福建省内许多城镇都有龙岩人经商，他们的足迹甚至越出省外很远的地方去。我认识一个龙岩人，他的家在湖北云梦县开店卖水烟丝。大革命时代，我在汉口遇着省立九中一个老同学，他请我去一个店里吃饭，这个店相当大，是龙岩人开的，但那时的店主人已经不能说龙岩话，只说一口汉口话了。

山多田少，自然只是产生专职商人的一个原因，并非凡山多田少，人口压力大的地区，都会产生像徽州人、龙岩人等专职商人。我们漳平县便是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漳平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足以同地主经济相抗衡的，更谈不上由商业资本发展为工业资本了。那些龙岩人、“下面人”以及好久以前的江西人，他们在漳平经商赚了钱，就把钱送回自己的家乡去，不拿或只拿一小部分钱在漳平扩大营业。

漳平本地商人只开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以及小手工业。县城没有一家书店。私塾学生用的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昔时贤文等书，都是向纸烛店买来的，那里也卖笔墨纸砚，而纸烛店是龙岩人开的。城里直至五四运动那年都买不到一本新书。四书五经以外的古书以及木刻的或石印的旧小说，则有行商，定期地挑着担子，到街上卖。有时也挑到几家私塾里面去卖，或借用某家铺面摆出来卖。我总是围着这些书担团团转，把那些小字石印的旧小说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祖父和父亲舍不得出钱给我买“闲书”看。县里的新书则是几个在福州读书的学生带回来的。没有《新民丛报》《民报》《甲寅》《新青年》一类的东西，但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我看了一本梁启超的书。那是袁世凯死后出版的几篇他潜赴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日记和文章。

民国初年，县城也成立“商会”。这是漳平县第一个“群众团体”，由官厅示意组织，经过官厅批准的。没有“工会”，没有“农会”，也没有“士会”，即使地主阶级也没有合法的组织。手工业工人有“行会”，木匠、泥匠、船夫等等，都有组织，供奉各行的祖师，快过旧历年的时候要“做牙”，即各自烧香，拜祖师，聚餐，放鞭炮。但这是民间工匠自己的组织，未经官厅承认的。商人组织商会是一种权利，就全国来说，是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向封建政府争取来的。但就漳平县来说，则不用争取，而由官厅示意去组织的。凡是商人，无论大的小的，无论本地的外地的，都可以参加商会。商会设在考棚前面西边一所两进的屋子。那是旧时学官的衙门，官厅拨给商会使用的。商会的秘书是县立小学教员林有声，他是本地人，一切事务性的工作都归他主持。当时的同春店主李见龙是商会会长，也是本地人。他当会长颇奇怪，论资本，同春没有龙岩人开的几个南货店那样大，更没有全属龙岩资本的几个布店那样大，可是商会会长不是龙岩人。据说这是龙岩商人有意让给本地人的。但商会议事，龙岩商人的意见还是占上风的。

商会会长地位很高。一九一九年夏初，陈炯明带领粤军攻入闽南快到漳平县时，北洋军阀放的知事邓炳逃走了，县政权便由商会会长李见龙执掌，粤军当夜进城后才交给陈炯明放的姓熊的知事。

应该承认，漳平并非没有专职商人，也不是没有商业资本，不过其中比较有能力的，资本比较多的，并不在县城活动，而在外地，即漳州附近的浦南活动。浦南有几家漳平人开的店——不是零售的店，而是一种栈房，接待本县山乡运到九龙江下游来的土产，而代替那些乡民备办海货和洋货的。总之，漳平商人在浦南经营的就是这一类业务。我是外行，说不清楚。他们都赚了钱。我只记得三家：陈献丹、李熙顺、陈麻标，钱赚得最多的是陈献丹。他是陈桂芳的堂弟。县城内外头面人物路过浦南多数住在他的栈房。这些“浦南客”也积累了商业资本。

我离家前，县城已经有人议论办工厂了，即要由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据考证，是上海一家米店装备了来自外国的碾米机器。漳平县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碾米厂，设立在下水门内一幢房子，发动机燃烧火油，皮带传动，响声很大，我去看过。厂长或经理就是陈玉鸣的儿子陈子丹。资本显然不是陈子丹的，那时他的家私已经败光了，不过别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声名而已。开业不久就维持不下去，盘给了李见龙。李见龙就是李熙顺的父亲，结果这个工厂还是浦南客开的。另一个浦南客陈献丹，一九一九年也在筹备开一个制笋的罐头厂，利用山乡多竹的资源。这个工厂是否建成，我不知道。

县城，除了龙岩人、客家人、“下面人”活动之外，还有一类外县人活动，这就是永春人。人数可不少，但他们不是靠经商，而是靠做工谋生的。县城所有的剃头店都是永春人开的，所有棺材店也都是永春人开的。剃头店分散于城内各地，租赁偏僻的店面营业；棺材店则集中在江边，城墙下。从上水门外稍西直至天主堂，越过天主堂，在礼拜堂前面，还有一二家。本地人称为“永春店”。剃头店和棺材店，从店主直至学徒，都是永春人。所谓“永春人”大概不是指永春一县的人，而是指永春直隶州所属永春、德化、大田三县的人。他们不包含在“下面人”之内，因为他们不是从九龙江下游上来的，而是从漳平县背后走路来的。当时，剃头被视为贱役，而做棺材也是不祥的事情，所以本地人看永春人有几分像上海人看“江北人”一样。其实那几家棺材店也兼做其他的木工，如桌、椅、柜、床之类，后来还为新学堂制造黑板、课桌、讲台；我还见过他们替乡村农民雕刻佛像，制造佛亭，油漆得很好看。

有特别的一家永春人，则简直是艺术家。他们不住在“永春店”，而单独租赁中水门街一座小祠堂。他们是多才多艺的。他们能雕木版、印木版，大地主家里死了人，要发讣告，就找他们雕印。他们能在红罗缎上贴金字，有个知县任满去职，地方父老送“万民伞”，就找他们贴金字。他们正月间“迎佛”时拿出戏衣把一些穷孩子扮成戏文里的角色，坐在木板上，几个壮汉抬着走在队伍中间，——漳平人叫做“戏坪儿”。他们秋天做“祈禳”时布置道场，用五颜六色的纸把古老祠堂的破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等等。我在少时，他们之中老一辈已经死了，只有一个中年人当家。有如许本事，却未发财，亦未受到本地人的特别尊敬，人家还是把他们看作 “永春人”。

其实，永春人同其他的外面人不一样。同样是开店的，其他的外面人是来赚钱，赚了钱送回老家去，永春人则是为了糊口，以手艺替漳平人服务，他们的贡献超过于他们的微薄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商人，宁可说他们是手工业者，是工人。在他们当中是积累不出商业资本的。

旧时城镇还有几种行业，漳平县城都没有，或早已衰落了。没有当店。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当店，开在北门外，新天主堂附近，是一个大地主开的，被天火烧毁了。没有酒菜馆，只有一家面店，开在孔子庙边门对面。有人在另一地方再开一个面店，但不久就关门了。有几家居民承办酒席，但须预先约好，届时到你家或你指定的地方现炒。其中有一家人一九一八年在下巷开了一个菜馆，但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有一家打制金银首饰的，开在江西街上，但后来倒闭了。有一家裱书的和一家刻图章的，开在“下巷儿”，没有生意，终于倒闭。

县城商业最大的主顾，还是四乡的农民。这里顺便谈谈县城的集市。

集市，漳平话叫做“圩场”，赶集叫“朝圩”。这是最古老的商品交换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不通过中间商人。漳平建县以前，大概小菁社就有了圩场，附近各乡都来此朝圩，以致居民点更加扩大，才会被选为县城。最早的圩场不知设在哪里，但建城之后显然就设在西门外一片高地上了。漳平人叫做“校场圩”。这片高地相当大，本是官地，没有私人房屋，供给官兵操练之用的。旧时，每个县城，城外都有一大片空地，以为练兵、阅兵、集会之用，一般称为“校场”。考试武秀才，也在这个地方。漳平的校场那片土地比周围高出二三尺，大概是人工填高的。校场西部，我少时还看见一个圆形的壕沟，相当深，人家说是以前的兵骑马持弓箭在沟内奔驰，向靶子射箭的。民国初年办团练，也曾在这里操练和实弹射击。校场东边，盐馆背后的空地上，则是圩场，所以叫做“较场圩”。

县城的圩场是每五日举行一次。旧历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朝圩日”，其余称“圩后日”。旧历逢小月，则由二十七至初二只有四日。这个时间，不知何人所定，何时所定，但得到人人遵守。本县，除县城外，尚有四个圩场，即蓝田圩、新桥圩、溪南圩、拱桥圩。各场圩日不相重复，却都是五日一次。来县城朝圩的并不限于附近的乡村，也不限于本县的人，有从安溪县远来朝圩的；反之，县城的人也常去别地朝圩，特别是去蓝田圩和拱桥圩。

圩场内一片嘈杂，声闻数里。场上卖的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禽蛋，有蔬菜，有笋，有柴，有炭，有田螺和石螺，有竹竿和竹编，有木桶和各种木制品，有杂粮和茶叶，有鱼和其他水产品，有各种小动物，等等。一般说来，是乡下人送物资到圩场来卖给城里人，但在圩场上乡下人也是互相买卖的。例如，一个人烧了一担木炭，挑到圩场卖，得了钱买二顶箬笠带回家去。城里人也有拿自己生产的物品去圩场卖的。但乡下人卖去自己带的产品之后，并不能完全在圩场上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他们在圩场上买不到布匹、海货、铁制农具，以及其他来自外地的物品。这与上海的龙华寺庙会和静安寺庙会不同。在上海庙会上，许多店铺设了摊，把农民需要的工业品摆在那里叫卖。我不记得漳平商店曾在圩场设摊卖货。即使有，也是例外的。乡下人朝圩日照例是要进城买外来商品的，除非松明岭一带的店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要买铁制农具，也需到西门外打铁街上来。

县城那些店铺，朝圩日的生意比平时好得多了。可以说，商店的最大主顾就是这些五日一次来朝圩的乡下人。城里人的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叫做“校场”的那一大片高地，本来是完全空的，官有的，私人不能在上面建筑房屋。操练兵卒，考校武生，机会本来不多，东部一部分作为圩场也不过每隔五日热闹一次。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建筑物。不知何时，西部靠北造了一个关帝庙，靠南造了一个郭圣王庙。寺庙占用官地，不发生主权问题。造庙之后，西部还是空阔的，不妨碍操练、检校之用。东部，圩场南边，后来也造了一个盐馆，占地相当多，“平宁帮”盐商是私人资本，但得到官厅特许，具有半官方性质，占用官地建筑房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盐馆背后，这块官地的东缘，竟有几家私人住宅，不知怎样会得到许可的。

圩场上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产自销的，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小生产是不会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的，它可以产生专业的商人，再由商人产生资本家。圩场上的商品是自产自销的，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少数人，向小生产者买来产品，然后拿到圩场去卖。

教育与文化

在县城内外，街上走走，很容易从行人中判别哪些是读书人，哪些不是读书人。从他们的服装、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言谈和举止，须多观察；服装则一眼可以判别的。读书人穿长衫，非读书人则穿短衫。这种有形的或无形的规定，到我少时已不十分严格了，但一般还是遵守的。夏天，穿长衫出门，出了汗就把长衫脱下，挂在左手弯上。出门前，天已很热了，怎么办?漳平的读书人比较随便，不穿长衫出门，但他的短衫也可显示与别人不一样。龙岩的读书人，甚至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连热天出门也要把长衫挂在左手弯上。

那种社会有两种分化：富人与穷人的分化，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分化。这两种分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读书人一般是富人家庭出身的，但财富和文化不一定形成正比，也有目不识丁的富人，又有家无隔宿之粮的寒士。这是规律之下的例外，而例外也可以用规律来解释的。

偶然也有贫农勤俭发家成了富农，富农再靠剥削和放债，成了地主。但他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保存不住，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诈勒索，他无法保存他的财产。但若他有个儿子，读了书，进了学，即考取了秀才，形势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跻身于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会来保护他。所以富人必须培养子弟读书，不是为了子弟能知书识礼，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

穷人是不会培养子弟去读书的，至多送去私塾读一二年书，识得几个字，便出来种田或作其他的劳动。穷人也不会培养子弟去应考，因为没有什么财产值得保护。所谓“寒士”、穷秀才，一般都是地主世家的破落子弟，他们的先世曾是富人。

“读书人”，就是有“功名”的，至少是一名秀才。可能有例外，例如，“老童生”，考到老仍不能青一衿，只好在乡村教几个蒙童，聊以糊口。这种人没有“功名”，但不能否认他是“读书人”，他出门在家也都可以穿长衫。不第秀才，或根本不去应考的读书人，历史上的处士或隐士，书读得好，读的比那些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更多，是常常有的。但漳平县没有。我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本县建制以来是否出过这样的读书人，我也未曾听说。

读书，就是进私塾就学于塾师。最原始的形式是“家塾”，即地主聘请塾师到家里来教育子弟，有时附带教育邻居子弟。地主大宅一般都附有书齐，供给塾师居住和教书。塾师同时也是东家的秘书，替东家办理各种文墨。这种形式的私塾，我少时还见过，不在县城内外，也不在大乡村，而在小乡村。大乡村则办“村塾”，一村的人合聘一个塾师，在本村的祠堂里教书，费用由各家分摊。塾师或自炊自濯，或各自轮流供饭。县城内外则采取学生交纳束修的形式。“学堂开，束修在”，哪怕你家的子弟只读一天书，你仍要交纳全年的束修。束修之外，每年还有几次“节敬”，三大节以及清明、重九、冬至，都要送红包给塾师。每个较大的乡村都有一个私塾，设有圩场的大乡村，则不止一个私塾。最多的是县城内外的私塾，四门都有一个或几个，后坂洋、坂头顶、坂尾都有一个。

普通的私塾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以后顺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一步就要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左传》了。那些送子弟进学堂，只为识几个字的人，子弟读完《孟子》之后，就不再读了。普通的私塾也只教小孩子识字，而不教做文章。做文章则是另一种私塾的事。地主子弟读书不仅为了识字，而且为了“进学”，即考秀才。商人、工匠，以及足够衣食的家庭，也有要子弟考秀才的，那就要进另一种私塾了。以前称为“大学堂”，那里的学生称为“大学生”。乡村，读了私塾的人，如果要考秀才，就须到城里来进大学堂，住在大学堂里，自己烧饭吃。也有小学堂的塾师兼教 “大学生”的，但那是例外。大学堂的塾师必须是秀才，而且是比较有名的秀才。县城内外的小学堂，偶然也有非秀才做塾师的。所有塾师都是贫寒之士，所谓“十条黄狗九条雄，十个先生九个穷”是也。

“大学生”一般都要住宿在“大学堂”里，白天晚上都要读书，早晨要练字。他们不仅要熟读四书白文，而且要熟读四书朱注，要能按照朱注解释白文的意义。除塾师讲解外还可参考一部大书，我忘记书名，内容是每段白文和朱注之后都有长篇的解释，塾师的讲解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塾师教学生“做文章”。那时所谓“文章”，就是八股文。塾师先教“破题”，学生会做之后再顺次教其他七股。子弟进“大学堂”之后，亲戚朋友见面就问：破题会做了么?全篇会做了么?八股文之外还要学做试帖诗，即五言律诗。会做全篇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去考“童生”了。“宗师”(朝廷派来的提学使，亦称学政，俗称“学院”)案临府城(或直隶州城)那一年(三年一次)，知县就要把治下的“大学生”预考一次，及格的称为“童生”，第一名“童生”称为“案首”。富人可以贿赂知县或幕宾给子弟买得“案首”，院试时“案首”一般都能录取的。漳平县童生要去龙岩直隶州院试，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举行院试的这一年，不仅童生要去州城考试，而且全县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复试，文章做得不好的还要受罚，轻则训斥，重则开革，即取消秀才资格。所以秀才们到这一年大都提心吊胆。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结、担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担保，保证家世清白；那些操贱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担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较高的秀才，即廪膳生员，每县也有定额，由宗师复试时选择文章做得较好的生员递补。

漳平县每榜只取十九名秀才的规定，是否从开县时定的还是以后定的，我不知道。因录取名额少而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县，他们的子弟也要求参加考试，童生们不答应，便群起攻击“冒籍”，这种风潮常有发生。

考取秀才，进了学，便超人一等了。劳动人民的子弟，从此跻身于统治阶级；同时富家子弟，进了学与不进学的人，地位也是两样的。秀才娘子，公婆要另眼相看。大的宗族、祠堂都有学田(本地人叫做“书香”)，每年租谷要给秀才一份。秀才有自己的制服，一件无领的长衫，一顶红缨帽，祭祖、参加庆典或参拜官吏时就穿起来。犯了罪，是不会在公堂上打屁股的，除非事先通过学官，革去生员功名。

每县都有学官，正的称“教谕”，副的称“训导”，各有衙门。漳平县孔子庙背后，考棚前面，左右两个学官衙门，各分前后两进，后进供“老师”及其家人居住之用，前进用来办公。辛亥革命以后，学官废除了，两边的衙门后来做了本县商会会所；东边的衙门一度办“去毒社”，即禁烟机关，挂了“奉旨禁烟”招牌，找几个鸦片烟鬼住在那里，不久就解散了。

学官，被秀才称为“老师”，考得秀才称为“进学”，秀才相互间称为“学中人”。——好像有一个“学校”供给全县秀才学习，而由学官教课的。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学官，事实上不是教秀才学习，而是管秀才的。秀才行为不检时，学官可以差遣“门斗”(即学官衙门的差役)召来训斥，可以打手心，可以革除。秀才还是害怕他的。

那时，私塾以外确实另有学校，供给秀才和童生集体学习，却不归学官管辖。这就是书院。书院本来是民间的组织，不是政府机关，可是到了晚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事实上也成为官办的了。所谓“山长”，不过是退休的大官或者著名的文人，他们挂名，领干薪，很少给学生上课。漳平县也有书院，但早已名存实亡了，我少时从未听人说起书院事情，只知道而且看过北门外佛儿架下的“菁城书院”和东山上朱文公庙背后的“东山书院”。前者房屋尚完好，但无人看管；后者则大部分倒塌了。东门内还有个“紫云书院”，那是太常陈家的私产，民国初年曾在这里办小学，只一年就停办，但仍有人看管。

由此可见，那时漳平县的教育就是私塾的教育，教的是四书五经，学生做的是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秀才。县城内外私塾甚多，最著名的是城南上刘祠堂办的私塾，塾师是丁坂的一个贫寒秀才刘志和。他道德端方，生活俭朴，管教严肃。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出了一个拔贡，即他的大儿子刘子瞻。受了当时潮流的影响，他也组织学生和邀集秀才研究西学，如数学、力学之类，自然是很浅的。我少时，他好像还在那里教书，但以后作了绅士，渐渐地成为大绅士，就不教书了。上刘祠堂换了一个塾师，也姓刘，名晃，字日光，秀才，他只教学生识字。上刘祠堂之外，著名的私塾是城西的三牧第，塾师是温赞尧。那时他还是个秀才，年轻，有学问，教学严格，学生都怕他，家长则尊敬他。己酉年恩科他赴考，得到优贡(我少时知道他是优贡，但现在人家说他是拔贡，他自己也说是拔贡)，就不再教书了。其他教八股文的私塾也还有几个，但我说不出来。此时科举已经废了，考试也不做八股文了。

幸而我少时未曾学做八股文，连“破题”也不会。并非因为我未出世，就已废除科举和八股文了。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的一个从堂兄，不过比我大二三岁，他的秀才父亲仍旧教他做八股文，他也能成篇做出了。我的父亲的朋友有时也谈论八股文，说得非常深奥。我长大了，为了猎奇，也曾在名人文集中读过几篇八股文。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但我这话不能理解得太绝对了。我说的是一般的秀才，并非所有的秀才。漳平县的秀才中还有少数人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在我少时，漳平全县只有一个举人，即刘万里，但全县最有学问的并不是刘万里，即使以做八股文，以熟读经书而论，也不能推刘万里；以新学而论，更不能推他。己酉科两个贡生，温赞尧和刘子瞻，都比刘万里强，即以老一辈而论，刘云纪、陈华、谢步瀛，都比刘万里更受人尊敬。这些人，除经书和《学案》之外，也精通古文辞，熟悉历代史事。

读书人家里，除了经书和八股文书以外，一般都有《纲鉴易知录》或袁王合注《纲鉴》，也都有一部古文。最常见的是林云铭评选的《古文析义》。我学古文时，塾师就是从《古文析义》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但并非家藏《古文析义》的人都读过《古文析义》。我遇着一个老童生，他告诉我，他有一部《古文析义》，读得很熟。

论文化，漳平远远不如龙岩。这是客观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龙岩是直隶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历史比漳平长久，秀才定额也高于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论，我去龙岩上中学时，教师是从《古文辞类纂》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龙岩同学好多人都有《古文辞类纂》，漳平同学不仅没有此书，而且没有听说过此书。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书。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桐城振古文”，他们学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记得，我们一批漳平同学初至龙岩中学时，不知“古文辞类纂”五个字怎么读，有一个同学读成了“古文，辞类纂”。

住在县城内外的秀才还有一个光荣的任务，即祭孔。春秋两次祭孔之日，天未亮，所有的秀才都来到孔庙了。大多数是彻夜不眠的。五更开始仪式。主祭是知县，陪祭是学官、典史及其他官员。他们有人引导，先到大成殿祭孔子、四配、十哲，再去两庑祭七十二贤人以及历代名儒。古代学者得人文庙受祭是不容易的，须经朝臣评议，再由皇帝宣布，各地孔庙才能在两庑设立木主。每一个祭坛前面都站立两个秀才接送祭物，赞礼。在大成殿内侍候的则是资格较老的秀才或廪生。祭毕，分胙肉。每个秀才分得一张纸条，凭条次日可以到孔庙前面“大路街”旁的肉摊上领到一定分量的肉。祭孔之次日，不限于秀才，任何人都可以到孔庙门口买到牛肉。杀牛是犯罪的，漳平城里人要吃牛肉只能在冬天托人去乡下偷买。漳平惟有每年两次祭孔之日可以公开买到牛肉。先一日，孔庙杀牛，我们小孩子每次都去看热闹。杀牛和杀猪不同。孔庙泮池边，空地上一群杀牛的人都准备好了，然后有人牵来了一只牛(都是水牛，我在家未见过黄牛)。牛站定后，一个人拿着大锤对着牛头打下去，牛立刻倒地，一群人立刻涌上来，用尖刀剖开牛的胸膛。有时牛挣扎起来，近旁的人吓得奔逃，站在外围的小孩子往往被人挤倒。牛只杀一只，但次日在门口卖出的牛肉决不止一只。那是暗中有人杀别的牛，混在这里出卖的，即使被人告发，此时也不会办罪。老太婆知道杀牛，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连称“罪过”；但祭孔杀牛，老太婆就不敢反对了。

秀才进入孔庙赞礼，一般市民视为荣耀。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人敢作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后有几年停止祭孔。邓炳来作知事，才恢复祭孔。那时学官没有了，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主持其事。秀才人数虽然减少，小学毕业生可以填补上去。一九一五年春季祭孔，我也列了名，但睡过了头，没有去参加。次日，我的弟弟去县立小学领胙肉，刘校长还是给了我纸条，但对我的弟弟教训了几句。有些老秀才也不去参加，我的父亲就没有去。

那时，一般市民还是把祭孔看作荣耀的。有一个人姓陈，太常陈，住在堀儿尾附近，平时常在街上东串西聊，爱发议论。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那几年特别卖力鼓吹祭孔荣耀论，好像一个人能入庙祭孔，家中鸡犬也得升天。这话传遍了全城。人家怂恿他：“不久之后又要祭孔了，你何不活动一下?现在没有‘老师’，谁能去祭，谁不能去祭，只凭‘扬官’一句话，你备一份厚礼去求‘扬官’罢。”刘志和校长，人称殿膺先生，但一般的市民称其小名为“刘扬”。我那时尚未毕业，亲见这个人手里捧着一只大月饼及其他节礼，穿过我们的课堂进入校长室去，过了一段时间校长送他出来，自然不会派他去祭孔的。

但那时，漳平确实有人沾着这个荣耀。我的同班同学刘奎光的父亲刘捷登是个读书人，但未考得秀才。他在本县衙门做“传供”，即口头翻译，——县官审案时，他站在公案旁边，戴着没有顶的红缨帽，把县官的话翻译给跪在地下的诉讼当事人听，又把当事人的漳平话翻译给县官听。这是一个肥缺，诉讼双方都要塞钱给他，但上层社会的人是看他不起的。他没有资格进入孔庙赞礼。可是，在邓炳任上，他被委任为本县典狱官，管监狱和看守所，一年祭孔时候，邓炳做主祭，他做了陪祭，比赞礼的秀才更加荣耀了。

秀才高人一等。但富家子弟考不到秀才，仍有补救办法，即出钱捐一个“监生”，所谓“纳粟人监”是也。监生，本是在京师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又称“太学生”，但后来名不副实了。朝廷要钱，只要交上钱去(美其名曰“纳粟”)，便可以给你执照，承认你为“监生”，哪怕你从未去国子监读一日书，哪怕你目不识丁，哪怕你只是五六岁的小男孩。起初只有巨富之家才能捐纳监生，据说每人要交上一百零八两纹银；以后价格渐渐降低下来了，小康之家也能捐监生了：到辛亥革命前几年，捐一个监生只须出十几个大洋。监生照样可以戴红缨帽，照样不会给县官打屁股，但不能参加祭孔，似乎只是因为他不是本县生员，而是国子监生员。

秀才可以去省城乡试，即考举人(似乎监生也可以乡试)。考得举人，就不参加祭孔了。“出贡”之后也不参加祭孔。所谓“出贡”，就是学政从各县秀才中挑选几个较有学问的，推荐给国子监，犹如地方官把本地良产向朝廷进贡一样，故称“贡生”。一般有“五贡”，据我少时所知，就是：优贡、拔贡、恩贡、岁贡、附贡。前四贡都须经过考试，附贡，则是富家秀才援例纳粟取得贡生资格的。乡试时，有些人成绩够不上列入正榜做举人，但可列入“副榜”称“副举人”，待遇同贡生一样，亦可称为“副贡”。漳平，凡贡生(附贡除外)都可以在祠堂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优贡温赞尧就曾在他住家的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竖立那天，他夫妇还设香案跪拜天地祖宗。刘子瞻没有竖立旗杆。

我以上所记就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由此制度产生的知识分子，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达到的文化高度。

但我所记的时代，帝国主义已经侵入中国，改变了沿海城市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动摇了上层建筑。新的思想向经书八股文所载的孔孟之道进行挑战。旧时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已经面临非改革不可的局势了。百日维新废除了科举；至于八股文，则科举废除以前就已废除而改为策论了。最后一科乡试，主要试题是《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在漳平，绝大多数的人是抵制这种改革的。但因为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是朝廷要的，不能不一面照办，一面不以为然。

就在我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那几年，漳平县开办了第一个“官立小学堂”。

新 学 堂

似乎在庚子乱后，慈禧太后不得不接受百日维新的部分改革的时候，省里依照朝廷的指示决定在各县开办新学堂。办法是：挑选几个年龄较轻的秀才去省城学习如何开办新学堂，如何教授新功课。漳平县派了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个人去，都是公费的。另有几个秀才以后也去省城学习，似乎是自费的。我只记得三个人：陈莪宾、陈玉芝、陈禹言，都是太常陈。陈祖光也是太常陈。林有声是太常陈的女婿或外甥，学习回来后还乘坐四人大轿拜客，据说是太常陈布置的，为显示他是太常陈家的人。漳平话叫做“装猴”。惟有刘子瞻是丁坂刘家的人，可见那时两个宗族的敌对仍然明显存在。但养奇先生(陈祖光)和少泉先生(刘子瞻)两人的交谊还是很好的。那些自费的学生，据说去以前是互相保密的，到了福州见面互相问道：“你也来了。”永福里似乎也有人去省城，我知道邓国桢是其中一个。

官费去省城学习回来，全县的人把他们当作新科举人来议论。知县要县里绅士同他们一起筹备新学堂，地址设在“考棚”。漳平的考棚是太平天国以后才建立的。据说李学蕙去河南某县做知县，给某县建了一个考棚。以后此县的一个人来漳平做知县也给漳平建了一个考棚。漳平的考棚，后面两进，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两边排列几十排长桌、长凳，每排以千字文的文字为名，再分号码。童生就是在这里考试的。改成新学堂之后，这些长桌、长凳都没有用处了，惟有最后两进的大厅可以作课堂，只能容纳两班学生上课。因此高等小学堂，只招收高等小学生。

甲班学生都是科举未废以前的童生。如果不废科举，则下次宗师案临时可能考得秀才的。其中多数是县城内外的人，也有几个是永福里人。永福里人居住在学堂内。学堂后进，大厅两旁延伸出去，有几个房间可供住宿。高等小学堂似是学两年毕业。课程有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国语(即官话)，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当时没设英文课。我不知道这些功课是谁教的。但除了汉文以外，只能由那几个从福州学习回来的秀才去教。我只记得静居先生(林有声)教体操和国语。陈禹言曾教算术，这个秀才一向是以善打算盘著名的。一次，我去学堂看我的父亲，他当会计兼庶务。他叫我去课堂旁听禹言先生教授阿拉伯数字。我以前没有见过阿拉伯数字。教汉文的是一个老先生，姓陈，我忘其名，家住在浮桥头。

甲班毕业了，似乎只有十一人。我记得，一天，姓钟的知县坐在衙门大堂上，毕业生身穿公服，头戴红缨帽，列队经过公案面前，分别从知县手中领取毕业文凭。

漳平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学生，我还记得几个姓名。第一名是李志勋(我记得是“勋”，而不是“埙”)，他是李学蕙之孙。其他的是陈玉银、林舜居(我忘记此两人的学名)、郑宗选、刘时雍、陈维馨、陈螽诜以及几个永福人。

这第一批漳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从此便同旧日的秀才一起参加祭孔典礼了。那时宣传说：小学毕业生就是秀才，中学毕业生就是举人，大学毕业生就是进士，外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就是翰林。

可是，漳平县的上层社会是反对洋学堂的。他们根本反对废止科举。认为废科举办学堂，是“逆贼”康有为、梁启超戊戌那年变出的花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应当恢复科举，停办学堂了，然而八国联军又迫得慈禧太后实行这项新政。漳平的学堂是八国联军以后才办起来的。不仅守旧派反对洋学堂，连创办洋学堂的人也反对洋学堂，留恋旧科举。己酉年(一九0九年)为庆贺新皇帝登基，举行一次考试，不是考试秀才，而是选拔秀才，从各县秀才中选取优贡和拔贡。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人都去福州赴考了，刘子瞻就在此科考得拔贡。这些创办新学堂的人，不过办理知县交办的差使而已，能够替知县办差又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求之不得的。

我的祖父是当时的红绅士，学堂办成后他挂了一名“董事”(其他几个头面人物也挂名“董事”)，我的父亲则担任学堂的会计兼庶务，管理学产。我家应当是属于新派的人物了，可是祖父和父亲宁可叫我们兄弟进私塾读书，不愿让我们进新学堂。

大家都把新学堂看作官样文章，官办的事业，虎头蛇尾的，大家期待着不久恢复科举。

所以甲班毕业以后，县立高等小学堂便无形停顿了。名称还在，房子还在，大门外仍旧挂着那两面“虎头牌”，牌上都画着虎头，下部一面写着“学堂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勿进”，——但既无人在那里读书，也无人居住，那些永福学生都搬走了。我忘记了究竟是辛亥革命造成学堂停顿的局面，还是学堂先停顿再发生辛亥革命的。一直到几年之后邓炳来做县知事，这具死尸才还魂，以后才有丙班和丁班毕业。关于丙班和丁班，我还能够说些情况。关于乙班，则我毫无所知，是否有乙班，我也说不出来，不仅现在说不出来，当时我就不知道，不知道哪些人是乙班毕业的。但在叙说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堂以前，我要回头说说县城的初等小学堂。

设在考棚的，是漳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仅县城只有这一个，而且全县四里也只有这一个。按照规定，学生先读完初等小学堂，才能升人高等小学堂的。但当时不能先办初等小学堂，候学生毕业之后再办高等小学堂。漳平县是先把高等小学堂办起来，招收当时准备去考秀才的一批童生为第一班学生，然后去办四个初等小学堂。居仁里只办四个，似乎永福里也开始办，和睦里和感化里似乎辛亥革命以后才办。居仁里四个初等小学堂都办在县城是虚构的。大姓的学生多几个，小姓的学生少几个，县里有的姓一般都照顾到了。例如，戊班学生中留下两个姓郑的位置，一个叫做“郑绍康”，一个叫做“郑绍兰”。

邓知事和刘校长商定学校恢复的办法如下：办好丙班学生的毕业手续，丙班学生不上课了，两个课堂给丁班学生和新招的戊班学生上课。

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此时多数在三牧第，就教于岑仲先生。少泉先生那时尚未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每日过足鸦片烟瘾之后也到三牧第来，主要是办理丙班毕业的手续。

这手续很别致。这班毕业生既不上课，也不考试，只在三牧第，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毕业表格。表格只有一张样张，必须照式画若干张，每个学生一份；上面有姓名、年龄、家长、籍贯，又有每学期考试成绩以及毕业考试成绩，分数都是少泉先生定出来的，叫各人抄录在表格上。少泉先生熟悉每个待毕业的学生的水平，所定分数大致适合，总之没有人表示异议。画表格、填表格很费事，忙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可是，完成后，少泉先生发现表格填错了，全部作废，又要重新画表、填表，为什么填好了的不能用呢?我过去知道，今天说不出来了。那些待毕业的学生是不应当抱怨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表格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手续。

漳平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学生毕业了。他们领到了毕业文凭，可以参加祭孔，可以去龙岩中学读书了，可是没有甲班毕业生那么显赫。首先，他们的毕业文凭就不是知事坐在大堂上发给的。我也忘记了，全班有几个毕业生。我只记得几个姓名：陈任秋、陈锦文、郑宗房、叶鸿卿、郑寿南。这是一九一四年暑假前的事情。暑假中，上述五人都去龙岩中学考试，都录取了，暑假后就进龙岩中学读书，编入戊班。

我所以知道而且记得这些事情，只因为这一年我也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我和族兄郑寿南同住一个房间，少泉先生白天就在我们的房间办事。我亲见他如何指导学生填表，那些学生又如何毕业的。

一九一四年暑假后，那些没有接到聘书不能继续来学校教课的教员都走了。是他们识相自动走的，还是刘校长赶他们走的，我不知道。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刘校长受人憎恨。暑假后的教员都是刘校长正式聘请的。三个创办人：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其中只林有声一人留任，教我们体操和国语。其实，静居先生此时担任县商会的秘书，事情很忙，勉强挤出时间教书，何必聘请他呢?少泉先生去北京应文官考试了。养奇先生同刘校长不和，自己不来教书，自从学校恢复时起他就不来了。最引人注意的是刘校长聘请了岑仲先生为国文教员，兼任学监，住在学校内。岑仲先生未去福州学习，以前也未曾做过本校的教员，此次高升，只因为他教的 “大学生”都须正式来学校上课，而且都须搬到学校来住宿，惟有他能管这些“大学生”。此外，刘校长还聘请了一个新教员，叫做陈纯青，来教英文。这人不是秀才，也不常住在漳平西门外老家，据说在漳州或厦门做什么事情，在那里进过洋学堂，学过英文。邓炳知事来漳平上任途中，陈纯青从外地回家，恰好与邓炳一行人同船，从华崶到漳平。在船上两人谈得很投机，邓炳就推荐给刘校长了。辛亥革命前小学不教英文，现在要教英文。我不记得当时谁教算术。图画，则是岑仲先生拿出画谱，教学生自己去画的。音乐，则是新民小学一个教员来兼课。这是一个永福人，我忘记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进过新式学堂。

丁班学生，大部分是三牧第的“大学生”，少数是从其他私塾来的。他们都是过去入了学，即挂了名的。三牧第有三个“大学生”过去未曾挂名，因之不能编入丁班，只好同新招的学生编入戊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族叔(与我同年)，另一个是陈祖康。我们三人大概因为年纪较小，停顿以前，未曾在学校挂名。戊班本无学生，但停顿以前已经有了学生的一份名册。不知是谁捏造了这个名册，其中各姓都有，大姓的人多些，小姓的人少些。新招的学生，不难从中认取一个姓名。名册中有两个姓郑的，一个叫“郑绍康”，一个叫“郑绍兰”。我的族叔赶紧占据了“郑绍康”，留下“郑绍兰”给我，我只好取这个近于女性的名字了。我们三人正式入学上课后，便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低一年级了。论读书成绩，我们三人并不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更差些。

我们上了一个时期的课。我们的长辈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安排。刘校长同我的祖父郑秉钧，同陈祖康的父亲陈寿山，三人商议，如何把我和陈祖康两人从戊班提到丁班来，当年就可毕业。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备一份厚礼送给新民小学校长陈龙章牧师。请他以书面证明我们两人是新民小学毕业班的学生，转学到县立小学来的。陈牧师答应了，倒不是为了礼物，而是因为向他求情的人是本县的头面人物，很难拒绝。为了做得好看，免得人家反对“特权”，连我的族叔“郑绍康”也在转学之列。从此时起，我就不叫郑绍兰，而叫郑超麟了(少时，准备考秀才，我的一个堂兄曾名“起风”，我曾名“起麟”，此次则改为“超麟”)；陈祖康也是此时才名 “祖康”(他的二哥名祖诒，也在丁班)；我的族叔郑绍康则改名为郑雅中。从此，我们三人都在丁班上课，这年年底经过考试，都毕业了。试题是邓知事或其幕僚出的，试卷批了分后还送进衙门去复核。毕业典礼请邓知事莅临讲话，比丙班毕业时隆重得多。但丙班全体毕业(甲班亦然)，我们丁班则有三个考试成绩不好，没有毕业。此事当时引起议论。有人写“无头字”在城内张贴，根本反对“新学堂”，留恋旧科举。其中有两句受人传诵，即说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之不足为荣，失之适足为辱”。这是八股文的句法，我父亲很欣赏这两句。当时丁班三个不能毕业的学生，确实由于水平太低，他们自己有数，但三人的家长则认为奇耻大辱。

丁班毕业生姓名，我能记得的有：张澄清、刘奎光、刘清秋、刘子明、郑绍曾、刘仲衡、郑雅中、陈祖诒、陈祖康、叶X X(忘其名)、郑超麟。

此时，县城内外的小学毕业生不能为县立小学所独占了。西门外福音堂也办了一个小学，叫做新民小学，其中有高等班，也能办理毕业。太常陈家，在邓炳来任知事后，也用族产办了小学，从初等到高等，一九一六年也有一班学生毕业。校舍不在大夫家庙，而在紫云书院。此前，一九一三年，天主堂也办了一个小学，也在衙门立了案，但一年就停办了。

岁 时 记

元 旦

元旦，继承除夕，仍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不出去拜年，也没有亲戚朋友来拜年；如果住的是大屋，同分了家的兄弟、堂兄弟等等合住的，则各家互相拜年，首先向长辈拜年。元旦这天不劳动，连大家的丫头也不劳动。劈柴，挑水，扫地，都是前一日做好的。连除夕夜里换下来的衣服，元旦也不洗。烧火，煮饭，洗碗，这一类劳动还是要做的。

元旦全日素食，一般都较简单。小孩子一律新衣、新帽、新鞋袜；大人即使不换新衣，也要穿平时最讲究的衣服。小孩子吃着除夕的赏赐：红柑、面鱼；拿着压岁钱去买鞭炮，拆开药线，一只一只放。十几岁的少年，以及二十几岁的青年，无论已婚未婚，都去外面大路上和空地上赌钱。县官禁赌，但初一至初五这五天内不禁，由此至元宵也不严禁；家长也默许子弟赌钱。好子弟和不学好的子弟，平时是泾渭分明的，这几日内便聚在一起赌钱了。路上赌摊最流行的赌法，是所谓“八面”，官文书上称为“小花会”。用牛角制成一个八面形的陀螺，绕着竹质轴心旋转。八个平面各刻一个人名，都是“花会”中人，四面红的是：“太平”、“吉品”、日山”、“合同”；四面白的是：“音会”、“有利”、“上招”、“月宝”。摊主捻动陀螺，使之在一只瓷盘内旋转，然后用一只瓷碗盖上。赌客则把钱押在木盘上写着八个人名中的一个人名。陀螺不转后，摊主揭开盖碗，，朝上一面的人名就决定输赢。押中了的，摊主就赔；押不中的，摊主就收。我不记得押中一文钱赔几文钱(似乎押中一名的，一文钱可赢六文钱；押两名的可赢三文钱；押四名的可赢一文钱)，但总是对摊主有利的。也有人把赌注押在两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赢一半；也有人把赌注押在四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能赢四分之一了。算法很合理，除了根本有利于摊主的一点以外。这种赌法，今天总有人知道，可以补充我的遗漏。

“八面”之外还有牌九、押宝、骰子，这是路上的赌。较有身份的人则在家中玩纸牌，即所谓“叶子”，这是旧中国很普遍的赌法。各地“叶子”形式差别很大，我们那里通行的大概是一种特别的形式，像棋子的形式，有将、士、象、车、马、炮、卒，又有福、禄、寿、喜四色，这种纸牌都是龙岩人开的纸店卖的。铁儿馆是私塾，过年时没有学生，我的父亲就把大厅腾出来，招他的朋友玩纸牌，摆了两三桌。辛亥革命后，麻将牌兴起，纸牌就没有人玩了。

元宵以后照例是禁赌的。但麻将牌不在禁内，大小绅士终年打麻将，一般市民有时也打麻将。人家说邓炳知事也在衙门内打麻将哩。传统的赌钱，元宵后也未曾禁绝。时禁时弛，习以为常。不过这是那些赌徒的事情。我们县里居民有一种特别的成分，没有正当职业，专靠赌钱过生活，土话叫liu giao，liu是“流氓”，giao是“赌徒”。这种人发不了财，也无产可破，但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他们聚集在赌场周围。赌场设在后巷口，城墙边，经常有二三十人围着一个中心。我不敢挤进去看。那里总是大声叫嚷，有时打架，某次还杀死一个人。凶手，我认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从绑腿中拔出一把尖刀，刺进对方的腰里而自己逃走了。这种公开赌场是有差役或亲兵受贿保护的。赌客除那些赌徒自己以外，主要是街上的店员和溪上的船夫。

正月初二则是走亲戚的日子。女婿带着外孙这日来拜年，岳父家一般要设宴款待。朋友相互拜年也是从初二开始的。主人待客一般是“冰糖茶”，即茶杯里先放冰糖块，晒干的黄豆芽和生的芫荽叶子，然后从茶壶倒人茶水。不知道元旦如此敬客含有什么意义。我的父亲的朋友，这几日来我家总要过足烟瘾，大家见面都是很客气的，没有争吵；即使有什么事情交涉，见面也不提了。有一年，我听父亲说：古人所谓“尧天舜日”也不过像这样的日子。

自然，我所说的是一般地主人家过年的生活，包含商人在内，他们虽非地主，但先世是地主，仍要模仿地主过年，也包含从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提高了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内，他们也要模仿地主过生活。一般人家，平时虽然贫苦，总要积累一点钱好好过年的。

但仍有一部分人不能那样过年。我说的不是乡村的人，那里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说城里人。元旦一早，就有乐工分成几队，一队四五个人，分头到有钱人家去奏乐，无非吹唢呐，敲锣鼓，来时说些恭喜庆贺一类的话。主人照例送红包给他们，他们又千恩万谢到别家去吹打了。有时一个乐队刚走，另一个乐队又进来吹打。主人仍须送红包给他们，不能拒绝他们进来。我们小孩子都听腻了。一次，三伯父教训我们：你们这些小孩子，有新衣穿，有鞭炮放，可晓得那几个敲锣打鼓的小孩子等着今天的红包去买布做衣服吗?

初一至初四，一般店铺不开门，但那些卖香烛鞭炮的龙岩店是开门的，本地的糕饼店也有几家开门，卖面鱼。一种发酵面粉做的，用木模印成鱼形的甜饼，有巴掌一般大，用炉子烘熟的。给小孩的食物，红柑之外就是面鱼。为什么一律做成鱼形，想必又有什么故事。

迎 佛

正月初五，街上店铺一律开门营业了。恰好这日开始“迎佛”。小孩子快活自不用说，大人也不放过这个热闹的场面。

迎佛是有组织的。每个寺庙有一笔“基金”(不是钱币，而是田产，由专人保管，正月迎佛就是由此“基金”供给费用的)。

迎佛队伍，随各庙菩萨而规模不同。一般是：一队旌旗走在前面；接着来的是“戏坪”，即一块大木板，四周有矮栏杆围着，中间扎着石头、花木之类，二个至四个小孩子坐在花石下面，装扮戏曲人物，大体是才子佳人之类。四个壮汉抬着走，“戏坪”多至十几个至几十个；“戏坪”后面还有“大鼓”，那是从祠堂和大宅搬出牛皮鼓来装扮的。大鼓上面只能立着一个小孩子，扮成英武的人物，小孩子身躯捆在一根立柱上，外面看不出捆迹。四个壮汉抬着“大鼓”走，另有一个人则用鼓槌边走边打鼓，背后有七八个小孩子敲锣，同鼓声相应，十分雄壮。鼓上的小孩子最常见的是扮成达摩、僧人打扮，满腮胡须茬子，手执禅杖，同鼓声锣声相配合，显出一种刚健的美。我相隔近七十年还清楚记得。漳平县的牛皮大鼓是远近闻名的，外县也有人来坂尾乡定制，与竹帘同为本县特产。县里特设一种税，叫做“鼓捐”，专收制鼓的手工业者的产品税。大祠堂以及一般大中住宅都有一只鼓，每逢初一、十五早晚敲打。上面所说的随鼓的锣，不是普通的锣，本地人称为“钟”，声音比锣更洪亮，因为更大更重，中央突出一个比鹅蛋更大的东西，锣锤敲打在这个东西上面。我在外地也见过这种乐器，但不知道正名是什么。小孩子不能一手提着，一手敲；都是将一个长竹片绑在背后，将锣挂在竹片头上，左手扶着挂绳，右手敲击的。“大鼓”不是每次都有的，即使有，也不过二三架而已。有时还有“镇马”，即小孩子扮成戏中人物，骑在马上。有时还有锣鼓队，那是私人组织起来参加队伍的。以后就是“佛亭”，即木制而油漆精美的轿子，菩萨坐在里面，八个壮汉抬着，一个人持着小华盖在前面引路。我们小孩子最爱看佛亭“起攲”。走到一个比较空阔的地方，引路的人掉转身来，拿华盖对着佛亭转几下，然后回头快跑，八个壮汉也抬着佛亭快跑追赶他，他再转过身来，八个壮汉也转身向后快跑。如此反复了三四次，大家都说“菩萨起攲”了，意思是说：菩萨显灵，表示他快活。少时，家里流传我的一个笑话，即某日我在饭桌上曾说：“吃肉会起攲，吃菜尾不会起攲。”佛亭后面就是本地头面人物手执一支香跟着走；再后面就是那些还愿或报恩的人，持“铳”放炮。所谓“铳”，就是一根木棍，顶端装着铁炮，先塞一段药线(导火引线)在铁炮底上小孔内，再从腰里拿下盛火药的牛角，把火药倒进铁炮膛内，塞紧，然后用香头点燃药线，轰然一声。

正月初五迎观音，这是全县城的保护神，规模相当大。观音庙，大家叫做“观音亭”。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物。北门外有条水沟相当宽阔，平时流水不多，大雨后北面群山的水都由此流出，甚为壮观。漳平人不知何时采用了特殊的架桥方法：用很多又阔又长的石板架在水沟的两岸，就在这些石板上盖起了观音庙，庙门前做行人的桥梁，桥梁上面也有瓦顶遮盖，旁边还有石凳供人休息。这是一个大工程，值得留下做纪念的。不知今天还存在吗?观音亭平时香火很盛，所以每年迎佛，规模很大，但不是最大的。

正月初六迎东门仙妈。但从我记事时起，这日迎佛就废了。东门仙妈宫仍旧存在，宫在东门外，宫门直对城门，我去东门外玩时常进宫里看看，香火还是有的。一次我还看到菩萨座前挂着新的帷幕，上写(或绣)“三山弟子某人敬献”字样，可见连福州人也来拜这位菩萨。但为什么废止迎佛呢?

正月初七迎上三公，正月初八迎下三公，正月初九迎城内三公。这三天的规模都不大，上三公比较好些。县城内外同时有三个三公庙，一连三日迎接三公出巡，这 “三公”究竟是什么神呢?我少时听说，“三公”是三个劳动人民，他们看见九龙江上险滩很多，不能通航或通航危险，于是号召众人去打通航道，结果成功了，后人为了报答他们三人做的好事，便立庙供奉。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供奉三公是为了崇德报功，而非出于迷信的。上三公庙门前有一座大石碑，据说上面记载此事，三人还是有名有姓的。我没有看这石碑，不知确否?不知此碑尚在否?现在还来得及考证这件事情。应当组织力量去访问老人，特别访问老船夫，去调查别处是否有三公庙，去参考其他志书有无关于“三公”的记载。如果我所得传说是可靠的，那么重建三公庙是没有意义的，应当建立一个“三公纪念馆”，犹如都江堰纪念李冰父子一样。

我近日得到一本道光老县志，复印的。我希望能够从中查到“三公”的事迹。可是翻检一下，只找到了三个三公庙，却找不到“三公”本身来历。“上三公庙”下注“道光十年重修”，“下三公庙”下注“道光元年重修”，二者都注“在桂林坂”，“三公庙”下注“县坊”。

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是迎佛的高潮，规模最大的一天。大帝爷宫称“御行宫”(县志作“御兴宫”)，在县西北城外，即陈玉鸣“拆城”的下面。大帝爷，据说原是个医生，乐善好施，人民为了他救死扶伤，感念他的功德，尊之为神，塑像膜拜。不知何时被封为“宣封大帝”，人家说这个“菩萨”特别“灵验”。去朝拜的人很多，香火鼎盛。我的母亲早晨起就阵痛，但长久产不出来，于是把大帝爷从城外“请”到城内家里来，供在大厅上，不久“同身”(即神汉)就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跳到产妇的房间，我就生出来了(不是呱呱坠地，因为闷久了，哭不出声)。但从我懂事时起，我在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一天，我家并未提供什么节目，我的家长也没有去跟随佛亭。

正月初十的迎佛，比其他日子，队伍至少长三倍。不仅后坂洋人为自己的保护神提供节目，而且城内四门，城郊各乡都送了节目来。因为御行宫的菩萨十分灵验，报恩者多。

正月十一迎坂尾仙妈，正月十二迎坂头顶仙妈。这两日没有初十热闹，但比初七、初八、初九三日热闹得多。因为三公庙不过动用基金而已，仙妈宫则除动用基金之外，还可调动本乡居民为自己的保护神出力。

仙妈是什么神，我不知道，总是有来头的。每年正月初十，我去大帝爷宫看队伍准备出发时，总要遇着一个十几人的小队伍，从北郊方面走来，静悄悄地，作远游归来的装束。人家说，他们是替坂尾仙妈宫去远乡某山头“割火”，今日才回来的。可见那个山头的仙妈宫是原始的仙妈宫，而坂尾、坂头顶、东门三个仙妈宫不过是 “分宫”罢了。我不能希望县志告诉我本县人民崇拜的仙妈的来历，因为县志连三公的来历也不告诉我们，何况“淫祀”。但县志记着坂尾有显福宫，坂头顶有龙兴宫，似乎就是这两个仙妈宫。

我上了中学以后，某年正月十一去坂尾看迎佛，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他们邀我去。我看见国会议员刘万里，手执一炷香，同坂尾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有说有笑地跟随仙妈佛亭行走。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迎佛前一二天，“同身”跳起来了，说仙妈要刘万里跟随佛亭。刘万里于是照办。

城内外迎佛是不过江到坂尾去的，也不到坂头顶去，到校场圩就折回来了。但坂尾和坂头顶迎佛则须到城里来，游遍全城。

正月十三迎城隍公。这是一种特别的迎神。队伍并不长，花样也不多，但很严肃。因为城隍公是正式的神，写入《祀典》的。城隍公和知县平起平坐。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知县都要去城隍庙行香。漳平县城隍庙是本县最大的庙宇，如果永福方面没有更大佛庙的话。

迎城隍，虽不热闹，却是严肃的。大家不把城隍公看成普通菩萨一样。佛亭前有个仪仗队，高擎十多种兵器或刑具，令人生畏，这是以前几日迎佛所没有的。队伍中似乎也有人扮演无常、判官及其他鬼卒。

正月十三就结束迎佛了。在城内，迎佛必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西门至东门的弯弯曲曲的大街，另一条是由东门沿城墙边通道，经过南门直至西门。一般是先走第一条，再走第二条，但由东门进城的队伍，先走第二条，不走第一条。

迎佛队伍，除上面所说几种节目外，还有人把家藏古玩摆在八仙桌上，如小屏风、香炉、盆景花瓶之类，两个壮汉抬着走；也有人穿起戏装，抹白鼻子，打打闹闹，在队中行走，不过有粗绳子围着这批人，不让人混人。八仙桌上的古玩摆设，一般都是按传统排列的。例如，一架玉石小屏风放在正中间，两帝放着花瓶，前面放着香炉，以及其他的古玩。一次，不记得迎什么佛，养奇先生布置一个八仙桌，上面只有七八件古玩，稀稀疏疏地，毫不对称，使见惯那些传统摆设的人觉得新鲜，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因此发生了一次小争论。

漳平县的迎佛总是在正月上半月举行的，但也有例外。据长辈说，我出世以前好多年，本县曾举行一次迎“郭圣王”的盛会。郭圣王庙在校场圩，关帝庙的南边，我少时去过，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曾盛极一时。据说，那年不是正月，迎佛时菩萨尚未出庙，前队旌旗已经到达浮桥头了。郭圣王是泉州人，在泉州受到狂热的崇拜。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我少时曾去泉州朝拜郭圣王，那个乡村知道他是为此而来的，便盛情欢迎他，免费招待他食宿。我想，从福建省志可以查到这个凡人怎样成为菩萨的，为什么远离泉州的漳平县也要为他立庙?道光县志中无郭圣王庙记载，可能建立于成志以后(泉州或是永春之误)。

一九一0年平时的迎佛，倒是我亲历的。这年第一次流行鼠疫，①县城内外死了不少的人，县里头面人物于是决定迎天宫山观音来祈禳瘟疫。秋天，我随祖父和其他的绅士到坂头顶一片沙滩上迎接从雁石开来的船上的观音佛像，送到北门外观音亭供养。几日之后举行迎佛，盛况不减于正月初十的迎大帝爷。我家也提供了一个节目，就是“镇马”。那日，我被打扮为一个古装书生，右手持一个算盘，骑在马上，游行了一整天。据说扮的是《何文秀算命》。

① 漳平传人鼠疫始于一八八八年。

为了表示虔诚，这一类节目总是自己的子弟扮的。至于一般“戏坪”、“大鼓”，则扮演的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每日获得微薄酬劳，午饭吃一顿点心。行头、道具、雇工、酬劳等等，大部分是住在中水门街一个祠堂的永春人承包的，但也有别人承包。我的事情就是东门太常陈家一个叫做“大王茂”的人承包的。马、戏装、道具、打扮、照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我家付他多少钱，则我不知道。

迎佛是否限定于县城及其近郊呢?也不尽然。似乎以前每个大乡村都有迎佛。我们的老家和春乡是个大乡村，以前也有迎佛。迎的菩萨叫做“郑公”。和春东头一个小山上有个郑公庙，我少时曾上去看了一下，平时也有香火。可能是我们郑家的人把自己的祖宗当着菩萨来供养的。

基泰是个更大的乡村，也有迎佛。我少时常听人家嘲笑基泰人的一句话，叫做：

bi lua lan yao yet，yanghut giang can chen，jiu mu lan doe hutding。

基泰人妖孽，迎佛行田塍，妇人随佛亭。

远郊的乡村，也有人为了看迎佛，住到县城亲戚家里的。

元 宵

元宵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江西街有几家纸扎店，平时给人糊灵厝，糊金山、银柜，元宵前也扎了灯出卖，但买的人不多。晚饭时桌上比平日丰盛些，晚饭后小孩子就是放“天中箭”，即“火箭”，一种特制的爆竹，附有一根长麦秆，点着就冲上天空，发一点白光，再掉下来。

有些人这一夜带着小蜡烛去人家菜园里偷菜，偷一棵菜就在原地上点一支蜡烛。主人不会见怪。

元宵过后，一切生活就都上轨道了。私塾开学，商店消除了过年的气氛，农民备耕，手工业者正常劳动。

清 明

清明前十日和后十日，是扫墓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是定清明为祭扫先人坟墓节日的。今天各地在这一日都要去烈士陵园举行吊祭仪式，中央政府还要派出官员去祭黄帝陵。

但漳平县有特别的风俗：正式祭墓，不是清明节，而是晚秋时节。地主以及一般有身份的人家，长辈死后必须营造正式坟墓来安葬，从相地、求山、定向、穿穴、立碑到墓前席地设宴款待戚友，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耗费很多的精神和金钱，然后才算完成了送终大事。否则下辈问心不安，也不光彩。所以即使家境不好，也要勉力去完成这件大事。许多人家，宁可将棺材寄存郊外的寮屋或暂时埋在某一山头，而努力奔走去筹措筑坟的经费。正式坟墓做好以后，每年在晚秋祭扫一次就够了，清明没有事情。惟有那些做不起正式坟墓的人家，或暂葬待迁的人家，才于清明节上坟供祭。两种不同时间的祭扫，究竟哪一种人家占多数，我很难下结论。

端 午

四月初一晚上居民可以听到一阵鼓声，由远而近，于是无分男女老幼都站起来，跳几下，好像抖掉身上什么东西。大家说，这是“龙船鼓”，在鼓声中抖掉身上的跳蚤，就不会再有跳蚤了。这自然是迷信。却是流传了好多世代的迷信。

“龙船鼓”告诉人：一个月零几日之后“溪”上又要赛龙船了。我们小孩子只知道南边城墙外面那条大水叫做“溪”，进了学堂之后才知道那叫做“九龙江”，而每年五月初五赛龙船是为了拯救两十多年以前在湖南省汨罗江上投水自杀的一个叫做屈原的忠臣的。我们小孩子只知道溪上看赛龙船，十分好玩。五六条船，特别制造的，船身狭而长，两边各坐着十几个壮汉，上身赤膊，手中拿着一把桨，另有一人站在船头击鼓，又有一个人站在船尾掌舵，并排停在天主堂前的溪面上，一声锣响，群桨齐动，向着浮桥方面冲去。起初船头还是并齐的，不久就看见几条船开向前面，几条船落在后头了。于是两岸观众高声叫喊“快，快”!不到浮桥处，下水门前的溪面上，停着一条小船，不动，船上堆着花花绿绿的东西，首先冲来的船到这小船边就停下来了。小船上的“彩”是头船独得，还是分给后来的船，则我们小孩子没有兴趣去打听。

说是“龙船”，其实是没有任何装饰，更没有扎成龙形。人民虽然不懂物理学，但由经验知道，船上添加一件饰物，就要减低一分前进速度的。

参加龙船竞赛的，都是本地人，主要是近郊后坂洋、坂头顶、坂尾的青年农民，也有少数城内劳动人民。其中没有一个是“大工”，即职业的船夫。九龙江的船运，以漳平县城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从雁石到漳平，下段从漳平到华崭(即华安)。两段的船，大小不同，但船夫几乎都是赤尾山人。他们不参加本县的龙船竞赛。，由四月初一的“龙船鼓”看来，五月初五的赛龙船是有组织的，即有“基金”(田租)的。近郊各乡青年农民，抱着为本乡争气的思想，四月初一以后就在溪上训练，到正式比赛那日一显身手。但农民不懂得“费厄泼赖”，往往在竞赛之中互相打架。

赛龙船是下午的事。这日午饭很丰盛，虽然不如过年，却有特别的情调。前几日要包粽子，前一日要用菖蒲烧水洗浴，当时要在大门两边挂菖蒲，小孩子额头上要用雄黄写一个“王”字，午饭时酒里也要掺一点雄黄。我们小孩子最活跃是节前几日去街上药店讨香末，拿来装香袋的。姐姐、姑姑替我们缝香袋，做成老虎的形式。香末不是买来的，是讨来的，药店有义务，免费供应小孩子索讨的香末。小孩子讨了这个店，又讨了那个店，甚至一天中向同一个店讨了几。次，店里的人想出办法，给小孩子指头上涂一点洗不掉的颜料，讨过一次就不能再讨了。

端午又是商店结账的日子。过年后向商店赊欠的账，这日要结清，但那同我们小孩子无关。

中 秋

另一个结账的日子，就是中秋。

在中秋以前，有七夕。那只有一部分居民过的。妇女们准备几碟瓜果，夜间在空庭内、露天下、茶几上，祭牛女双星。瓜果中必须有一碟蜜饯桃仁。漳乎盛产桃子，每年端午节前后上市，并不好吃，但大家都吃，把桃核乱丢地上。此时，我们小孩子就奉了使命收藏桃核，让伯母叔母于七夕前敲出桃仁，用红糖熬制。祭星之后自然分给小孩子吃。关于穿针乞巧一类事情，只是当作故事在此夜谈说。

七夕之后不久就是中元鬼节了。听说有一部分居民采取什么措施，如在门外烧香点烛，陈列酒肴之类。有时放水灯(似乎是七月卅夜地藏王爷放的)，从天主堂下面放下灯，木板上插着蜡烛，外加纸罩。小孩子都到溪边去看，可是水灯流到上水门时大多数已经熄灭了。我们以及大多数人家不过中元鬼节。

中秋节前后，大人闲谈中总要说，我们是八月十五过中秋的，但有些人家是十四过中秋，又有些人家是十六过中秋。据说，这里有“军户”、“民户”之分。我们是“民户”。但什么是“军户”呢?

道光县志卷三第一页记明隆庆六年，漳平全县共有户数三千四百三十，其中六百零四户是“军户”，二千七百九十三户是“民户”，六户是“窑冶户”，二十七户是 “匠户”。如此，旧时居民不仅有军民之分，而且另有“窑冶户”和“匠户”，虽然比率很小。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研究户口变迁史。大概有个时期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家有各种不同的义务和权利，有各种不同的起源，后来虽然一致化了，但生活习惯仍未完全同化。不同日子过中秋就是其中之一。每年送灶君上天的日子也是不同的。大多数人家是腊月廿四，也有过廿三或廿五的。

中秋前几日，亲戚朋友互送月饼。漳平县制作的是潮州式的月饼。饼薄而大，直径有一尺或一尺以上的，普通也有七八寸。很少看见小月饼，最小的也比上海所见的广式月饼大得多。饼馅大都是红糖加冬瓜，饼皮很硬，一点不好吃。与其说是供人吃的，宁可说是供人送礼的。土纸做成袋袋，套着月饼，外贴红纸互相馈赠，收到的人又当作礼物，送给另一家人，最后当然吃掉；我们小孩子对月饼没有兴趣。

中秋晚上全家吃一顿团圆饭。如此而已。饭后也不讲究赏月。

私塾学生在中秋前几日要送“节敬”给先生。不是实物，而是红纸包着毫洋。端午前也是要送“节敬”的。

重 阳

重阳前后，我们小孩子忙着放风筝。漳平人不是在春天，清明前后放风筝。而是在秋天，重阳前后放风筝的。放风筝主要是小孩子的事情，但大人也很热心，他们在小孩子背后当顾问，教小孩子如何扎竹架，糊纸头，扎绳子，如何看风色，放上天去。当时吹的是西北风，风筝总是升上东南天空的，因此城南地势最好，我们在家门口城墙上放，城外是大溪，没有山丘和房子障碍着风筝。住在城北的人就没有这样便利了。他们只好拿到西山或北山上面去放。大人，即二三十岁的人，有时自己也放。辛亥革命前最后一任知县，姓钟，山东人，有四个或五个儿子，大家叫他们“少爷”，常在街道上闲荡，秋天特别爱放风筝，而且特别爱到上水门城头上来放。他们玩的风筝不能同我们小孩子的相比。他们的风筝，糊得讲究，大型，而且做成动物，甚至美女形象。他们的绳索粗得多，而是用一个放出，收回。有时风筝的拉力如此之大，我们小孩子会被风筝拉着走。下水门一带也有大人放风筝，也放动物上天，最好看的是一条大蜈蚣在天上飞腾。放大风筝时，还可以把一吊鞭炮挂在绳索上，鞭炮药线绑着一支香，不知怎样，鞭炮和香会沿着绳索升上去，直至风筝那里，香燃到时鞭炮就在空中响了。

我们上水门小孩子玩的风筝，都是自己扎，自己糊的，只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鱿鱼”，即是一个正方形，一个角朝上，相对的角周围则挂着五六个长纸条，放上天空，动摇不定；另一种叫做“牙牌”，即做成“吕”字形，整个说来是一个长方形，下面不需挂纸条，放上天空，比较稳定。我们的绳索都很细，母亲、婶娘、丫头，事先替我们搓好的。我发现，上一辈比我们更重视风筝，我的三伯父房间墙上挂着两个风筝骨架，都很大，一个是蝉，另一个是蝴蝶，可是没有一年曾见三伯父把骨架糊起来，放给我们看。

“登高”只是斯文人的事，而且不是斯文人中普遍的习惯，也非年年如此。我记得，有一年，我的父亲烟榻的常客约定九月初九去西山登高。多数是秀才，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在内，但有一二个不是秀才。大家到西山高明寺去，在寺的大殿上铺下鸦片烟榻。和尚殷勤招待。对着这批秀才，和尚不敢不招待，事先有了通知。我不记得一顿午饭是和尚备的，还是城里私家厨子挑了去的。大人在庙里过足烟瘾，说足笑话，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有兴趣，从庙攀上山的尖顶。

我有一首词回忆此游。其中，“啸傲烟霞，流连诗酒”二句是艺术性的夸大。所谓“啸傲烟霞”就是吃鸦片烟。所谓“流连诗酒”，“酒”是有的，但过足烟瘾的人对酒没有多大兴趣；“诗”则纯属虚构。并非秀才们不会作诗，他们要做五言律的试帖诗，才能考取秀才，但他们平时不作诗，科举废除以后更不会去作诗。总之，我未见本县文人写的一首诗。——后来去龙岩读中学，却知道龙岩县的秀才们常写诗，知道他们结为诗社，春秋佳日常去郊外分韵赋诗。我曾见我们的学监连天锡先生案头上有一本自抄的诗集，叫做《留删诗草》。

漳平人登高或郊游，总是上西山去的，那里有佛寺，又洁净。也有人去玩东山，那里有莲花岩，有朱文公祠，有东山书院，但无人居住。民间又流传东山出鬼，因为东山是乱葬岗。外地人客死漳平的往往葬在此山上。相传野狗从浅葬的坟墓拖出尸骨。有人打赌，谁敢夜里上东山去，在朱文公祠前举起火把为信号，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钱，结果没有人敢上去。北山就是佛儿隔，那里也有建筑物，祀什么菩萨，我曾陪母亲去烧香，母亲在那里“听卦”，即是在山顶上偷听山下行人说话，以卜吉凶。山前面有点坡度，可以拾级而登，山背后则是直起直落的，下面就是北面乡村来城的大道，行人不绝，最适于“听卦”。没有南山，除非把溪对面的山叫做南山。

祈 禳

重阳节过后，城里就热闹起来了。“四隅”(即四门)轮流做祈禳。一次做七八日，四隅共做一个月左右。每次大同小异。

首先要选择一个大宅子作醮坛。西隅醮坛总是设在洪厝坪永福陈家的祖祠；北隅总是设在太史第；东隅设在何处，我记不清楚，似乎在大夫家庙；南隅则时常改变，有时设在上刘祖祠，有时设在下刘祖祠，有一年设在中水门内西边一个大宅。祠堂不住人，腾出来做醮坛不困难，但大宅住满了人家，怎么能腾空呢?然而没有遇着障碍，因为这是好事，屋子做了醮坛会得到菩萨保佑。此外，只借用大厅、两庑和门厅，左右辅屋仍可住家。有一年，我的祖母要祖父去争取把醮坛设在上水门东边我们郑家祠堂。这个祠堂虽有两进，建筑形式也同普通祠堂一样，但住了人家。祖母的希望没有实现，出于其他的原因，决非由于那里的住户反对。

醮坛用纸装饰起来，五颜六色，很好看。东西两庑的房间也布置得很好看。我记得，有一年洪厝坪醮坛布置一个客厅，椅子上坐着一个纸人，同真人一般大，大厅上挂着三宝佛像，和尚在供桌前面跪拜念经，当地头面人物则在和尚背后跪拜。院子里，高墩上，立着一尊纸扎的韦驮像，金盔金甲，手执金刚杵，十分威武。

和尚是从永福什么寺庙请来的。那时，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我懂事的时候，永福还有两三个寺庙，有和尚住持，能承接佛事，城里的人从中选择一个寺庙聘请那里的和尚来做佛事。居仁里方面，除西山高明寺外，没有和尚能做佛事了。而高明寺里的和尚，不知为了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有一次，东山莲花岩来了几个和尚，四处化缘，把破损的房子修复起来，我曾去看过，可是不多久，又无人居住了。东山脚下有个二层楼的房子，住着一个和尚，人家说他很有钱，每年坐轿子下乡收租，但不作佛事。观音亭也有和尚住持，也不作佛事。辛亥革命后，高明寺和尚只剩一二个，地主家里“还库”时，他们才从相识的俗人中勉强凑成一个班子来应命。永福里寺庙和尚比居仁里保存得长久，似乎可以解释为永福里耕地更多，地方更大，因之封建生活保持得更长久。但基督教传人也是永福里先于居仁里的。西门外福音堂的牧师，我少时所见，都是永福人。是否可以解释为永福里比居仁里更早发展资本主义呢?自然，不能如此机械地应用历史的唯物论。

在旧中国，僧道并称，但我少时只知本县有佛寺，却未闻本县有道观。这就是说，本县没有正宗的道士，即没有那种蓄发、留须、长袍的道士。道教还是有的。城内外居民中有一种称为“师爷”(念为sai ya，以别于衙门内的“老夫子”，那就要念为si ya)的人，同普通居民没有分别，照样种田，做工，经商，照样娶妻、生子。但人家请他去做“道场”时，他就穿起法衣，挽起高髻，髻上套着一件什么东西，用簪子插紧，手持一个锡制的号角，有时吹着，有时舞着，口中念念有词，其中可以听出“太上老君”一类的字句。富人家里为了还愿，有时请“师爷”来“禳精神”，那就不是来一个两个，而是一次来五六个，一律穿了法衣，舞蹈，唱歌，旁边还有一人打鼓。我们小孩子更喜欢看“师爷”作法事，因为和尚只念经，不跳舞，也不唱歌。和尚衰微了，“师爷”倒兴旺起来。辛亥革命后，富家“还库”请不到和尚，有些人便请“师爷”来家里作法事。“师爷”有另一套做法，与和尚不同。当时大家叫做“师爷偷吃和尚饭”。辛亥革命后，北门街上还开了一家“师爷店”——一开间的店面，里面挂着老君或别的什么神像，像前放着香案，“师爷” 穿着法衣，替乡下来的大娘做什么法事。

奇怪的是“祈禳”、“打醮”，都是道教的名词，《水浒传》有个回目就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红楼梦》说“在清虚观打三天平安醮”，为什么城内四隅做祈禳、打醮不请师爷却请和尚呢?似乎因为“师爷”是不见经传的，是冒充道士的，有需要考证一下漳平县的“师爷教”起源于何时，同正宗的道教有什么关系，其他的县份是否有“师爷教”的活动。

醮坛里，和尚在念经，善男信女在跪拜；醮坛外，空场上，则戏班在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日场之外尚有夜场。做祈禳最吸引入的是演戏。四乡的人纷纷来到城里看戏，白天看不够，夜里再看。回不去的就住在城里亲戚朋友家中。那时，城里人家，不分屋子大小，都要在墙内院子里立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灯笼，照耀着墙外的道路。

看戏，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没有封闭的戏院，戏台是搭在露天空地上的，看戏的人都站在空地上。有时县官老爷要来看戏，那就要在观众背后，较高的地方，安排几把靠背椅子。县官来时台上的戏就要停下来，插演“跳加官”，即一个戏子，身穿古官服，头戴假面具，手持奏板，跳了一阵，不说一句话，最后展开一个轴子，双手斜擎着，上写“加官进爵”四个大字。县官随即叫衙役拿箩筐装着铜钱，倒在戏台上发出响声。然后恢复演出。这种场面不常看见。看戏是免费的。

我少时，漳平县已无本地戏班了。听说，以前有个和坪人组织的戏班，称为“子弟班”，已经解散。还有一个“老生”，去外地戏班，有时也随外地戏班回来演戏。据说，他在外地演《沉香闹学》中的刘世昌，演完之后观众不肯散，一定要他再演一出。

到漳平来的戏班，演的是“潮路戏”；有时也有演“饶平戏”的，唱腔、音乐与潮路戏相差很远，本地人不欢迎。“潮路戏”演出汉戏，唱念都用“中州音”，斯文人都能听懂。妇孺也都知道戏中的故事。演戏那几日许多人家都在谈论戏中的故事，以及演技优劣。戏班从来没有直接从潮州府来，那些评戏家时常引为憾事。他们说，潮州有“四大班”，演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历数几个有名的演员，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个叫做“阿胶”，是演花面的。他们时常感叹，漳平县何日能请到“四大班”中的一个班。一九一五年秋我考进龙岩中学，这年十月或十一月间龙岩人请了一个潮州名班来演戏，我的父亲是个戏迷，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龙岩县来，一面看我，一面看真正的潮州戏，以满足多年的愿望。

来漳平的，是几个客家人组织的戏班，我忘记了班名，它们是学习潮州班的。我们小孩子只晓得看故事，大人则要评论演技和扮相。辛亥革命前后，龙岩人苏家组织一个新班，叫做“新梅花”，到漳平来，与客家班竞争，有时在一个空场上搭两个台，唱“对台戏”，有时在两个不同空地同时演唱，以观众的多少定优劣。往往龙岩班获得胜利。这时那些评戏家见面就有谈不尽的话了。我同别的小孩子常常在上午不演戏的时候，跑到戏班住宿的地方去，多数是寺庙，人们在殿上搭地铺睡觉，五分冬夏都要挂帐子。那些演员，在戏台上生龙活虎，有挂白胡子老气横秋的，有插着雉鸡尾威武雄壮的，他们的面孔，我们都看得很熟，但在住宿地，我们看见，他们也都是小孩子，才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比我们不过大三四岁而已。我们看见他们也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但是在台上他们能够演出那么动人的戏!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就在那几年，有一个富家子弟居然跟着一个戏班走了。自然以后还是失望回来。长大了，我不记得在哪一部西方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故事。

每年做祈禳时，演戏达到高潮，但并非说平时不演戏。每年二三月间，县城内外就开始演戏。城内，在城隍庙演戏，那里有固定的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街上的商店付出的，他们借演戏招徕四乡的农民来城，繁荣生意，不愁收不回付出的钱。城外，则在溪对面上三公庙前演戏，那里空地大，常常可以搭两个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工”(即上下游的船夫)拿出来的。上游，从雁石、白沙到县城是一班“大工”；下游，从县城到华崶(或溪南)又是一班“大工”。那几年货运很多，两班“大工”收入不少，总之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多得多。他们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报答本行业的保护神。九龙江船夫的保护神，不是龙王，不是妈祖，正是“九龙三公”。城里的人，白天是渡船去看戏的，晚上则除摆渡外，回来城门已关，还须攀竹梯，付竹梯费入城。如此辛苦，看戏的人还是很多。

冬至前后，有些祠堂祭祖时，也请了戏班来演戏。“人戏”之外，还有“柴头戏”，即提线木偶戏。价钱便宜得多。没有“人戏”时候，“柴头戏”也有人要看，尤其我们小孩子更爱看“柴头戏”。我少时还看过罗坪班的“柴头戏”，以后只能看龙岩班“柴头戏”了。

戏台锣鼓响，醮坛的和尚念经和厅堂装饰就没有人爱看了。祈禳最后一夜就反过来，吸引戏台下的观众。纸扎的韦驮以及其他六七个纸扎的人像(都是《封神榜》人物，其中有托塔天王李靖)，都要等待和尚做法后焚烧，而最精彩的还是竞攀孤台这个最后的节目。在空地上用四根很长的杉木搭一个高台，台顶约有四层楼高，平板上放置各种食物，原是施舍给“野鬼”的。佛事结束时，和尚在台下念了经，于是四个壮汉便各据一根杉木，迅速攀上台去，先到台顶的人就可占有那些食物了。在攀缘时，台下观众不断欢呼。我们小孩子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处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竞技。

祈禳的经费，一定不少，都是居民捐钱出来举办的。东隅、西隅、北隅，居民更多，地主也多；南隅比较少，但南隅捐来的钱并不少于其他三隅，因为最热闹的街道在南隅，而上下游船夫也在南隅捐钱。南隅捐簿上第一名，就我懂事时起，都是我的祖父。捐簿的第一名叫做“缘首”，总是本隅内最有地位的绅士，他挂一个名，不见得捐出的钱比别人更多些。整个祈禳，则由“总理”调度。“总理”是推选出来的，旁边还有许多人辅佐他。南隅的“总理”一般是那些栈房的本地主人，他们供给上下游客商住宿，介绍生意，并同船夫熟悉。“缘首”不管业务，但若县官或衙役有什么麻烦，则由“缘首”去应付。如此规模的活动，从未发生什么乱子，捐款也很顺利。可见漳平县的群众之中也有人才，善于做组织工作。但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这是同菩萨有关的好事，一切都要看菩萨的金面，钱是捐给菩萨的，热闹是做给菩萨看的，遇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须为菩萨而忍耐，争吵起来首先就对不起菩萨。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如此规模的演戏、祭神、喧哗、竞赛种种活动，一定要发生乱子。

事实上，这是农业经济社会中，每年秋收之后居民们一种庆祝和娱乐的活动，集中在城镇上做的；城镇商人也借此机会推销他们贩运来应付市场旺季的商品。戏台附近也有人摆摊子，推销外国进口的货物，以至于外国的赌博，如打弹子、套圈子之类。

似乎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再做祈禳了。

冬 至

冬至前后，祠堂祭祖。那几个大祠堂，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都是很隆重的，有时要演戏。有几个小祠堂，平时无人注意，此时也祭祖，仪式也算隆重。他们的子孙住在外乡，城内的祠堂平时关着或租给人用，到冬至前后才来城里祭祖。我们郑家，远祖祠堂在和春乡，每年须走二十里去祭祖，每次都要在那里熟人家中住一夜；城里有两个近祖祠堂，每年也要开祭，读祭文，但并非在冬至前后，不知何故。

正式的坟墓，一般在冬至前后祭扫(但也不尽然，有提早的，甚至有春天祭扫)，与清明扫墓，将祭品挑回家来吃不同，秋祭总是在坟上烧来吃的。往往要请亲戚朋友一同去坟上吃，客人免不了要在坟前跪拜，主人也免不了要客气一番。生的或半生的祭品，挑到坟上献祭之后，就在坟边垒一个灶，挑来涧水，拾来枯枝，炒熟，然后席地而坐，举行野餐，别有风味。盛菜的，往往不用瓷碗，而用特制的红漆木盘。如果是远代祖宗的坟墓，又没有祭祀田租的，祭墓时各家就分别准备祭品送去，然后一起热来吃。我们郑家住在和春乡，十八世纪才有一支移居城内，不知为什么有几个祖坟葬在北门外山上。我们的坟山也在离城五里的地方，以致每年扫墓时和春乡的族人走了二十里路同城里的族人一起祭扫。

冬至正日，各家都吃“圆子”。先几日就要用糯米舂成细粉，到这一天全家动手搓成圆粒，其中无馅。食时，先用红糖、姜片烧汤，然后把“圆子”煮熟，放人糖汤内。虽不好吃，毕竟是一件新鲜的事，小孩子也快活。

除 夕

冬至过后就准备过除夕了。

不记得在冬至前或冬至后，家里就酿酒。一般地主家庭，一年的酒都是自己家酿的，不到市上去买。媳妇怀孕，就要酿酒，准备产妇吃的鸡酒，以及满月时请客的酒。地主家里都有酿酒的工具，旧式蒸馏锅之类，也都有人善于酿酒。

除夕前约半个月，开始做三大果：糖果、发果、菜头果，都须舂糯米粉，都须用大灶、大铁锅，旺火来蒸。糖果就是糯米粉加红糖，调成浆，在锅内蒸。发果就是禾米粉(也许是面粉)加酵母，加红糖，调浆去蒸。菜头果则是咸的，糯米粉(一说是普通大米磨成的粉)调成浆后，加入萝卜丝、肥肉、盐、碱，特别要加入很多胡椒，去蒸。这些事情，我们小孩子都插不上手，蒸好也不能随便拿来吃。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馃探”。这个名词取得好。“探”者，试验之谓，馃浆调好，不知浓淡如何，过咸或欠甜么，发酵是否适宜，佐料是否足够，不能等待蒸熟之后再看，须先试验一下。糖馃探和菜头馃探，馃浆是在铁锅内用油煎熟来吃的，大人除了试验以外多煎一些给小孩子吃。这种油煎的馃比水蒸的馃好吃得多，尤其菜头馃。发馃馃浆则不能用锅煎，只能用茶杯盛着在小锅内蒸，味道不见得比大锅蒸更好吃。

十二月廿四送灶君上天要供祭，烧香，点烛，放鞭炮；除夕再接灶君回来。此时前后，城外溪边也常有鞭炮声，说是永春店和“大工”做“牙”(即供祭本行祖师)。

除夕要贴新门联，一些地方要贴“福”字，红纸，方形，尖角向上。又要买许多纸钱，拉开成串，挂在屋门和房门两边。这日，街上热闹得很。不管是否“朝圩日”，农民还是进城朝圩，而且不去校场圩，直接来到大街上。街上店铺忙着收账，家里的大人也为了还账而发愁。我们小孩子就什么都不管了，只知道明日母亲要给新衣穿，今夜有压岁钱可拿(祖父的，父亲的)，又可得到红柑和面鱼。

我 的 塾 师

我有个偏见，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并非某位师长传授的。我要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绝不求人传授，即使有人自愿来传授，我也学习不好。我宁愿自己去培养兴趣，去搜集入门书和参考书，去钻研。我过去以为这种学习方法才是最正确的方法，而这样得来的知识或技能才真正是自己的。

晚年，我反省，认为这是“偏见”。强调“自学”是对的。俗语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各人。”进门之后自己不去努力，一味依赖师父，一定学不到本事。反之，即使没有师父携带，靠自己努力闯进门去，倒是大都能够成才的。但自学方法强调得过了头，就成为偏见了。我就是这样。

我强调自学，从书本上学习知识，对于著书的人表示佩服，感激，愿意奉之为“师”。但他们并未耳提面命教过我，连新式学校的师生名义也没有。反之，在新式学校教过我书的人，则我想不起曾经从他们学到了什么知识。因此，我并不佩服他们，感激他们，这是事实。但我在进新式学校以前也曾得益于私塾老师，这也是事实。至今我还时常怀念少时授我知识的一些前辈。

我在一九0五年破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堂叔郑锡光。私塾就设在我家里。为什么不送到大的私塾去，就教于更高明的塾师呢?惟一原因是在自己家里方便，那时我虚龄才五岁，到别处去祖母不放心。

郑锡光，字履卿，乳名庆丰，比我的父亲小，但“进学”(即考得秀才)比我父亲早。家贫，“书香’’(即祠堂每年分给秀才的稻谷)不够维持生活，非教私塾不可。私塾设在“铁儿馆”，即我的曾祖父自建的书斋。书斋距离我们的住家约一百米，即使不读书，我们小孩子每日也要来书斋玩的。

学生是附近人家的小孩子，西至旗杆厝，北至洪厝坪，东至中水门，都有，还有几个是上水门外永春店的小孩子。他们来读书，只求能够认几个字，没有一个是为了考秀才的。丰叔教这些小孩子，绰绰有余。

我同这些小孩子一起上学，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一样认字，诵读，背书。要说有照顾的话，那就是书背不出时未曾挨竹鞭打后脑。我在这里读了《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次上学后，学生轮流去先生桌前听先生教读一段书，便回到自己桌子上读起来，快放学时轮流去先生桌前背书，然后回家吃午饭。饭后再去上学，重复上午的课程。先生只教读音，没有或少有解释字句的意义。我晚上温习白天的功课。除丰叔外，没有人教我书。父亲和祖父都不管。晚上温习，丰叔也不管。

我现在想起来，应当感激丰叔对我的启蒙教育。我的汉字的读音就是他教的。他的读音是标准的，即本县一切读书人的标准读音。不仅一般的读音，而且特殊的读音，都没有教错。所谓特殊的读音，即一些普通的字，在四书五经中某些地方，特别是人名或地名，需要读特别的音。例如，“费”字，在《论语》中，作为地名，就须读“闭”音；又如“陶”字，在《书经》中，“皋陶”就须读“皋摇”。丰叔决不会读错。他教学生写字，也是一丝不苟的。

丰叔在本县的秀才班子中没有地位，人家看不起他。不仅因为他家贫，而且因为他所知不多。我感激他教我正确的读音，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读书没有读错音，是做秀才的、教书的人的起码条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的父亲的好多朋友都劝父亲送我去其他的私塾，拜更有学问的先生为师。我自己却不愿意换一个学堂，因为丰叔除了背书之外都不管我，我可以随意游玩。我的父亲恐吓我，说他要自己教我，或者送去三牧第“阶儿”那里读书。“阶儿”就是羽卿先生，就是温赞尧，当时漳平最有名的塾师，以严厉著称。我没有尝过严厉管教的味道，不知是否吃得消，但一想起我父亲自己来教，我就害怕。他少时教过私塾，他认真起来是很厉害的。幸而父亲自教的话不过恐吓而已，他哪有工夫教我。“阶儿”在己酉年(一九0九年)又考中优贡，不再教书了。

我从丰叔读书五年，至一九一0年，祖父和父亲终于送我去三牧第读书了，那时教书的已经不是“阶儿”。

回想起来，我在铁儿馆读书得益不少，在那里识了字，读出了字音。这是丰叔的恩赐，我不能要求他给我更多的了。我至今仍不知道那几年我们家是否付给丰叔相应的“束惰修”。

丰叔教的私塾是教“小学生”识字的一类私塾，不能同三牧第及其他几个大私塾相比，那里除“小学生”外还教“大学生”。所谓“小学生”是指那些只求识字的学生；所谓“大学生”则是指学八股文或论说文的学生。但丰叔并非没有教过“大学生”。他的长子嘉林就是一个“大学生”。林兄比我大三岁或五岁，自小就是父亲一手教的，当我读四书的时候，他已经开笔学做八股文了，似乎也能成篇。科举未曾废除以前，八股文已经废除了，改用经义取士，仍以经书出题，不过文章不写成八股的形式。例如，《学而时习之义》，要求把这句话的意义说清楚就好。但“义”毕竟也有一定的格式。林兄放下了八股文，又在父亲指导之下，读了许多当时的人写的叫做“义”的文章，自己也做了好多篇“义”；以后听说“义”也不中用了，要做“论”，而且所论也不限于经书，于是学习做“论”。最后，科举恢复无望，丰叔就带林兄去“官立高等小学堂”报名，编入丁班。

幸而我比林兄小几岁，我的父亲又没有丰叔那样热心，才得免除学做“八股文”和“义”的苦难。

辛亥革命以后某一年，忽然有一个叫金水的“大学生”，来铁儿馆拜丰叔为老师了。这个“大学生”是长泰县人，他的父亲在大路街上，明伦堂对面开一间洋货店，家住在洪厝坪大祠堂旁边。金水比我大三至五岁，年龄同林兄差不多，但比林兄开朗、活泼，给人以好感。他完全没有商人气，像个书香子弟。他读了不少的书。不仅读了四书及诗书易三经，而且读了《礼记》。漳平很少人读这本书。这本书我家里没有，在其他同学家里也没有见过，我却在金水案头看到了。金水又曾从天主堂安神甫学习算术，学得很好。他也懂得“新学”，知道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些知识是哪里来的呢?原来，他的父亲结交了汝舜先生父子。汝舜先生，特别是他的儿子少韵，常去金水父亲开的店里聊天，老店主殷勤招待了他们。汝舜先生，名陈华，住北门内窟儿尾，属于蓝田陈家，是本县有名的老贡生，也是一个绅士，懂得一点新学，大家称他“汝舜先生”，但晚年他改字为季韵，知道的人较少。他是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一九一九年曾做过漳平县的“视学”，主修过县志。我去法国同他有关系，我在下面还要提到他。但给金水以新学知识的，是他的儿子少韵。当时少韵是福州法政学校的学生，同他一起在福州读法政的还有李志埙、陈玉银、陈螽诜。他在福州学到了许多新学知识，寒暑假回家来就传授给金水。他和金水是好朋友。可惜，就在金水拜丰叔为师那几年中，陈少韵就病死了。

金水和林兄一起去“官立高等小学堂”登记为丁班学生。他的学名叫做“张澄清”。两人后来在学校里同占一个房间，但仍保留在铁儿馆的房间。校长刘志和在学校表扬张澄清“用功”。我们这一班学生大多数是本县头面人物的子弟，但没有一个不佩服张澄清的。他的作文和算术是全班最好的，读的书无论是旧书或新书，都比我们多得多，人又和气，以致我们每个人心悦诚服，这是很难得的。

一九一四年底小学毕业时，张澄清列于榜首。毕业后不久，他结婚，我们都去喝酒，闹新房。可是，结婚后不久，张澄清竟死了，不知道害什么病死去的。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张澄清的学业提高了丰叔的声望，以致我们这班人也请他评定过一些作文。但是给我更多知识的不是丰叔，而是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这两位先生并不是我的塾师，并未正式教我书，但他们比我的任何塾师都给了我更多的知识，我内心上始终尊敬他们为我的老师。

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是我父亲鸦片烟榻上的常客。少泉先生是每日必到的，他吸烟成瘾。养奇先生未成瘾，偶然吸一两口，虽非每日必到，但两三日内必到一次。他同我父亲少时同在左夫家庙读书，学八股文，两人交情老而不衰。听说我父亲死时养奇先生还为他写了小传或别的纪念文字。少泉先生还是我父亲的学生哩。据说，他少时是刘志和先生自己教的，某年因事不能教，少泉先生曾在我父亲教的私塾寄读了几个月。一日为师就是终身为师。我记得，己酉年少泉先生考得拔贡回来坐轿拜客时，到我父亲的书房下跪。但平时两人之间没有师生的关系。

养奇先生姓陈名祖光，字养耆，乳名和生。他的父亲做平和县学官时生了他，故名“和生”。他的父亲当时已过花甲之年，替他取“养耆”为字，表示老年得子。他长大后不喜欢这个字，改为同音的“养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读书很多，知识很广，在秀才班子中很有名，所以八国联军之后清廷被迫要办学堂时漳平县选派三个秀才去福州学习，其中就有他。漳平县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以至办理甲班毕业，他有很大的贡献。可是民国初年改名“县立高等小学校”，而恢复停顿后的工作时，他就置身事外了。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他和校长刘志和不对。他又不像玉芝、莪宾及国文教员陈先生那样不管校长有没有聘请，一开学就挤进去教书。养奇先生并非对教育没有兴趣。就在那几年，和睦里要办小学来县城聘请教员时，养奇先生竟应聘去教书了。那里的大绅士喜出望外。可是，他只教了半年书就辞职回城。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第一任县知事永定卢某来漳平时，聘请了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作幕宾，许多措施都出于他们两人的主意。他们白天去衙门办事，晚上一般都到我父亲的书房来，一面过烟瘾，一面高谈阔论。我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知识。辛亥革命前后，人家传说漳平也有革命党。我父亲说：漳平哪有革命党，除非养奇和少泉是革命党。我父亲没有把静居先生包含在内，他们三人是一起去福州学习办学的。静居先生不抽鸦片烟，来我父亲书房的机会较少，发表的议论也较少。但父亲一定另有根据。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自然未曾加入同盟会或光复会，但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议论已经是同情革命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一一年秋间某一天，养奇先生匆匆来我父亲的书房，说道：“武昌失守了。”说时，即使不是喜形于色，也是没有表示反对或惊慌的神气。正是从此时起，全城一连好几天纷纷议论革命大事。

养奇先生未曾同我谈论过经书和文章，也未曾单独对我发表过什么议论，但我从他与我父亲的高谈阔论中听到不少知识。他喜欢评论时政，熟悉当时的时事，以及政治上和文化上活动的人物。他不管听的人是否听得懂他的话，好像他心中有了这些议论，非找一个地方说出来不可。我想，当时除少泉先生外，没有一个人，包含我父亲在内，能够完全听懂他的话的。我第一次从他的话中知道，中国有个叫做樊增祥的文豪，诗文都做得很好。

民国初年以后，他的豪气衰退了，议论带有讥讽和玩世不恭的意味。例如，民国二年举行选举时，许多选民连姓名都不会写，他议论说：可以拿豆腐干刻成被选人的姓名，然后交给文盲选民带到明伦堂去，涂上墨水，印—亡选票就得了。这话显然是讽刺主持选举的刘志和的。又如，民初某年，本县邮局仍用清朝印戳盖销邮票，他议论说：这有什么关系，用蟠龙邮票也无所谓。这话是表示对于革命的失望，革命后还不是同革命前一样。

我父亲是倾向养奇先生的。他常称养奇先生“知足”。这话的意思是表示反对少泉先生在民国初年去北京参加文官考试，后来又去江西做县知事。养奇先生己酉年未考得优贡或拔贡，可能考场上的命运不如温赞尧和刘子瞻，但朋友间还是佩服他的学问和聪明的。几个人议论在漳平办中学的事。有人说本地没有人能教物理、化学。我父亲说：“养奇鬼什么不懂?他学一学就会教的。”

养奇先生并不富裕，亦非寒士，是个中等家庭。先人留给他一个大厅带厢房的宅子，兄弟两人居住。他的弟弟襄甫，乳名赞，是个商人，浦南客，兄弟不知是否分了家。在福州学习时，看见同学中那些富家子弟衣服华丽，他并不自惭形秽，而是故意穿着旧衣以示清高。他未曾出贡，始终是“廪生”，即是高一级的秀才，在祭孔中站在最关键的岗位。我小学毕业后参加祭孔时看见他和另一个廪生(郑宗沂)站在大成殿门口迎接主祭官。

我在中学读书时常去大夫家庙看他。那时，他借大夫家庙一间耳房做书房，在那里接待宾客。我在他的案头上发现他的一本著作，题为《不庸园随笔》。我不敢随便拿起来看，大概他后来无处发表议论，便把感想写成笔记了。不知道《不庸园随笔》保存下来没有。

整个太常陈大族中，要数养奇先生最有学问和才气了，可是他并非族长。太常陈的族长，就我所知，是陈玉鸣；玉鸣死后是他的大儿子鹤汀(陈齐旋)；鹤汀死后是舜明的儿子慎修(陈齐云)。民初选举，太常陈挂出国民党的旗帜，是慎修带头的。慎修作为候选人同丁坂刘竞争，又同坂尾刘竞争，结果都失败了。人家说，慎修鼻子太小，运气不如，其实是学识和才华不如对手，而养奇先生却因不属于玉鸣系统退居慎修之后。

刘子瞻子少泉，乳名清淇，但家里的人叫他“和尚”。漳平县同全国一样，有一种风俗，即把宝贵的儿子故意取一个极贱的名。刘志和先生的长子叫“和尚”，次了叫“狗”。漳平县叫“狗”的小孩子很不少，也有人叫“狗屎”的。据说，爱吃小孩子的鬼魔听到了如此贱名就会弃之而去的。由此又可见民间信佛却把“和尚”看作下贱的人。《诗经》有“瞻彼淇奥”句，故宫名“子瞻”，又因苏子瞻是苏老泉的儿子，故字“少泉”。刘志和先生的第三子清荣，就干脆以“子由”为名了。

刘志和先生是有名的私塾老师，设馆于南城上刘祠堂，从学的很多，那里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科举废了，秀才们免除了宗师每隔三年案临一次的负担，经书和八股文都置之脑后了。少泉先生在家时几乎每天都泡在我父亲的书房内，过足烟瘾后便高谈阔论。他与养奇先生不同，不爱议论时政。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是一些历史故事。例如，“时来风送滕王阁”的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的。同座的人有秀才，也有不第秀才，他们也常论旧小说。一个人问他知道什么好小说，常人难得看到的，他推举李笠翁的《十种曲》。这人设法去借，居然借来了，看了几日觉得不好，便在背后怪他推举得不对，我至今还记得这种事情。当时的人可能分不清楚戏曲和小说，因为都是说故事的。《西厢记》也侧身小说堆中，但李渔《十种曲》则是僻书，居然能在漳平县借到，足见本县藏书颇多，又可见少泉先生于经书八股文之外涉猎很广。但在我父亲的烟榻房，我从未见他看书。他考取拔贡，以及民国后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有人说是他的父亲迫出来的。就他的烟瘾说，什么进取之心都消失了。他的父亲为此很不满意我父亲鼓励他(至少不劝阻他)沉迷于烟瘾中。

少泉先生有时还是教我们兄弟读书的，还是给我们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当一九一四年我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时，住族兄连山(郑寿南)的房间内。他在那里办理丙班毕业事，白日就在连山房问办事，有时晚上也睡在连山的床上。此时他教我更多的知识。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他去北京以后我就未曾再见他的面了。一九二五年，我在上海遇见他的二弟刘子明；刘子明回家告诉我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父亲恐慌起来，去问少泉先生。那时少泉先生已在江西做了县知事，回家林下优游了。他安慰我父亲，说青年人应当去“闯”的。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街上偶然看见刘子明，那时他刚从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我他的哥哥此时也在上海，但我没有去见他(也算是我的塾师)一面。

一九一0年，我终于离开铁儿馆私塾了。家长送我去三牧第读书，此时三牧第换了塾师。是岑仲先生教“大学生”，君亮先生教“小学生”。而我既不受教于岑仲先生也不受教于君亮先生，我的祖父和父亲另聘一位塾师，庆中先生，专门教我两兄弟，座位设在三牧第大厅东正房前面，那里相当空阔。我的二弟名为八岁，实只六岁，第一次入学，读《三字经》。我已经读完了《孟子》，忘记此时是读《尚书》或《毛诗》。庆中先生是本城“名士”，他“名士派头”十足，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爱来就来，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往往教了之后就走，没有或很少要我们背书。教了一段时期之后干脆就不来了。这一年读书，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年旧历十月间，我的祖父做六十大寿，热闹了一阵，接着祖母死去，又热闹了一阵，也没有人管小孩子读书的事情了。

庆中先生三兄弟都是本城有名的秀才，太常陈，家住北门城墙边，本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否则不会三兄弟都考取秀才。但后来家道中落。长名和中，长期住在华崶，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只偶然回城来短时居住。民国元年或二年，我见过他一面，在明伦堂同本县绅士一起议事。次名建中，他是我父亲的塾师，常到我父亲书房来，我父亲还是待他如朋友，不过要我们小孩子称他“先生公”。他看的旧小说很多，有些时候我同他谈旧小说，他都能说出书的内容。一九一三年，天主堂办小学，聘他为国文教员，我去读书，他也是我的先生。庆中先生居末，学问最好，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的女儿就是少泉先生的夫人，结婚久未生育。翁婿二人平时很少往来。

我对庆中先生保留的印象，还是我进中学以后的事情。我父亲一定要我把中学所做作文抄一份寄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只好照办。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收到我的作文，就把庆中先生找了来，供给他鸦片烟，请他批改我的作文，然后寄给我。原来这是科举时代的把戏：把子弟文章请有名的文人批改，而给以报酬，表面上是为了子弟的进步，实际上是要名人替子弟宣传。这种批改对我毫无用处，但这里也可以看出庆中先生旧书读得多。有一篇作文，我用了“司空见惯”四个字，我父亲不懂，问庆中先生，他不假思索，就在文章后面空白处写下了那一首有名的唐诗，一字不错。有时岑仲先生来我家，我父亲也拿出我的中学作文请他批改。

无论岑仲先生或庆中先生，这种批改对我并无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父亲要这样做，我只好每次把作文抄去。

庆中先生很自负，他说，某次在朋友书房从架上拿下一本《庄子》来看，看完未曾放回书架，朋友问是谁看这本书，他说：“漳平县除了我还有谁看。”庆中先生也会下围棋，一次我在育才舅书房中看他们二人下围棋，可惜当时我不懂。

一九一一年，县城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变化。新学堂仍旧是停顿的，但未正式宣布解散，有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但都不来上课，有教员但都不住在学校，也不来学校。只有一个门房，抽鸦片烟，看守着这个空阔的校舍。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绝大部分在私塾读书。说私塾，首先就要提三牧弟。自从刘志和先生不再教书，上刘祠堂只有日光先生(乳名晃)教一些“小学生”之外，最出名的兼教“大学生”的私塾只有三牧弟。温赞尧做塾师时，教得很好，县城内外的“大学生”集中到他那里去，他们是准备考秀才的。有少数“大学生”是父亲自教的，像张金水那样就学于丰叔，是例外。温赞尧不教书后，当时惟有两个人可以教那些“大学生”：一个是刘岑仲，一个是陈霞阁。一九一0年是刘岑仲教书，一九一一年不知道怎样，刘岑仲也不教书了，那些“大学生”都受教于陈霞阁。但学堂不是设在三牧第，而是设在北门外佛儿架山下的菁城书院。这个书院，过去想必有山长，有生徒，有官员莅临等热闹场面，但久已空关了，房屋还是完好的，且有楼房。

这里要提到陈寿山(字福如)的作用。陈寿山是西门的富人，考得一名秀才，成为西门最有势力的人物。三牧第这个私塾就是他背后支持的。他支持羽卿先生，不仅在教学上支持，而且出资供给羽卿先生去浙江候补知县。后来三牧第空出位置，岑仲先生去教书，我猜测，他没有陈寿山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寿山更倾向于霞阁先生。因他与霞阁都是蓝田陈家。一九一一年，他出面组织把空闲的菁城书院开辟为私塾，以霞阁先生为塾师，专教“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就是一九一0年在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官立学堂的丙班学生，外加一些新长成的“大学生”。如此一来，岑仲先生即使要在三牧弟教书，也没有学生可教了。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岑仲先生因事不能教书，故陈寿山另设一个私塾呢，还是因为那些“大学生”都被陈寿山拉去受教于霞阁先生，以致岑仲先生只好罢教呢? 总之，决非因为那些“大学生”不满意于岑仲先生的缘故。这从一九一四年，岑仲先生重来三牧第教书时照样满门桃李，甚至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的“大学生”都到三牧第来读书这件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那年，我名为十一岁，实只十岁，够不上做“大学生”，我只好去三牧第受教于君亮先生。陈维馨，字君亮，小名明德，是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毕业生，名次并不高，又是小商人家庭出身，但大家看得起他。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做塾师，教“小学生”绰绰有余。我在那里读《易经》，因为《诗经》和《书经》似乎都读过了。他只教我读，并不解释意义，“小学生”都是如此。《易经》意义尤其难解，我忘记了是否读完。总之，那时我对读书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玩，有时逃学。就在这年旧历八月间，武昌起义，人心惶惶，我干脆不上学了。不记得是我个人不上学，还是君亮先生停止教书。

我过去不把君亮先生算在我的塾师之列，不承认他是我的老师，以后也不同他来往，路上见面也不打招呼。这当然是不对的，他毕竟教了我几个月的书，师生名分是无法解除的。君亮先生以后到县立小学做书记工作，再以后到基督教会办的新民小学做教员或职员，信了教，在漳平县基督教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菁城书院的私塾只办了一年，次年仍旧空关起来。也许武昌起义后，谣言蜂起，师生都不敢在那里居住了。我没有去过那里，但君亮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是去过的。他们回来在学生面前议论那里的情况。后来，我从曾在那里读书的人知道了一些故事。主要是书院远离居民点，山上又有许多坟墓，民间传说有鬼，大家怕鬼，因而停办。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刘志和先生说服了我的祖父，由我们两家合聘丁坂黄作朋先生来教我们两家的子弟。学堂就设在洪厝坪刘家背后半个宅子里，是不久之前刘家租来(或典来)的。宅子有大厅和两个正房，有左辅厝，但无右辅厝。作朋先生在左辅厝小厅教我们读书和听我们背书。辅厝的两个房间，一间归作朋先生居住，另一个藏书。藏书室偶然开门时，我探头去看，里面的书很多，据说是从丁坂搬来的。丁坂刘家文化很高，出了好几个举人。

学生只四人，我们兄弟和刘志和先生的两个儿子。清淦和清荣，学名子明和子由。

作朋先生是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他家住丁坂，每次来城都到我父亲书房来，我家送饭到书房招待他。他是秀才，但以画画著名。我少时看过他的好多幅画，山水、花卉、人像都有，署名“延龄季子”。他家境尚好，本不需要出来教书的，似乎他未曾当过塾师，但秀才教书没有问题，他仍有时间作画。刘家父子懂得画理，常常同他讨论画理。他又学习肖像画，少泉先生教他使用比例尺，把照片上的人像放大为画像，这样还可以卖钱。

刘志和先生也关心我们这些小学生，以至我们的品德。他考问我们，督促我们。他特别严厉对待我，认为我品德不好，会带坏他的两个儿子。

就在一九一二年夏天，我的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

一天，我生了小病，不去上学，躺在隔壁三伯父房间一只谷柜(当临时卧床用)上。发现他枕头边有一本石印小书：《薛仁贵征东》。这个故事，我听人说过，书中有些字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如“些”、“吗”、“呢”、“你”之类，但猜得出意义。整句整行看来比四书五经好懂，于是就在三伯父翻开的那一页看下去，看得津津有味，舍不得放下。一直到母亲来喊吃晚饭，我才从谷柜上下来，小病早已好了。

以前，同一般年龄的小孩子一样，我看到书就厌烦，没有先生和父亲的命令，我自己不会去翻书的。玩，还来不及呢。自从看了《薛仁贵征东》之后，我就减少了玩，最后失去了玩的兴趣，而缠着三伯父，要他去借《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薛家将反唐》《粉妆楼》《双凤奇缘》等书给我看。三伯父自己不买小说，他所看的小说都是向别人借来的。一九一三年，选举时，我父亲当选代表去漳州选举议员。临行时我开了一个书单，约十几本小说，塞在他的行李箱内，我以为他不会买的，可是他居然买回来了。其中有《兰花梦》《林兰香》之类。这些书名，我都是在小说中看到的。当时只我一个人看小说，无法同别人交换意见，因之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小说，更不知道辨别其中的好坏。

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我少时听大人说过的，包含薛仁贵故事在内。有些故事在戏台上也演过。看戏，听故事，也是我玩的一部分。戏不常演，说故事的大人也要高兴时才肯说，我往往不过瘾。现在好了，我从这些小说中就可以满足我的故事欲了。看小说的兴趣盖过了玩的兴趣。从此之后我就不同堂兄弟们一起玩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整天捧着小说看，走路时也看，只有上学和吃饭时不看，我常被母亲责骂，因为不肯帮她做家务，上街买东西也是勉强的。一次去买酱油，路上把瓶子打破了，回来挨了一顿打。但父亲不干涉我看小说。

看了小说以后，我渐渐地改变了性格。我脱离了“群众”，不同一般大的小孩子玩，而同小说中人物交朋友，跟着他们在北方大地亡驰马挥剑，在南方画舫内轻歌曼舞，与书中人物交流喜怒哀乐的感情。别的小孩子的话，我没有兴趣听，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我干脆就不说话了。由此渐渐酿成了我的孤独、怪癖。

在以前的社会里，看“闲书”是一种禁忌。秀才应当专心“举业”，要应付“三年一比”，没有工夫看闲书。秀才中举或出贡之后可以不受“三年一比”之罪了，有空暇看些闲书。我们那里，看小说成为识字而无功名的人的专利，父亲和丰叔是不看小说的。祖父出了贡，看过几本小说。我曾听他给祖母说《二度梅》《争春园》的故事。他看的小说都是木版书。六公是不第秀才，倒看了很多小说，过足烟瘾后常给我们小孩子讲故事，但他正式教育我们的是晚上召集我们来听他讲《太上感应篇》。他有一部《太上感应篇》，正文每句之后征引史书笔记中有关的事实来说明因果报应，其中还有图画，我们小孩子仍有趣味。

但有几种小说，斯文人是可以公开看的。它们是《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今古奇观》也可以看。看小说的人，常常自称为“看三国”，一般人也说他“看三国”，不管他手里拿的是一本什么小说。正如清末民初的上海，凡看报纸都说是“看申报”，哪怕手里拿的是一份《神州日报》。

看小说，首先给我的利益，就是同文字亲近了。每日接触文字的时间多得多了，而且觉得文字是可亲的，可爱的，不是父师强迫我去结交的一个面目可憎的伴侣。读四书五经时，先生只教读音，不解意义，读多了或多或少也能懂得单个字的意义，但字结合成句，则不见得能够理解。现在，没有人教，小说中每个字每句话，我都能够理解——不是一开始就能理解，而是读多了，读久了，自然而然地理解了。

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读了许多书，识得许多字，但尚未开笔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写过，所识的文字，不知道怎样使用。这年完毕，两家合办的私塾就解散了。不知道是作朋先生不愿教我们，还是我们的家长不愿聘他。一九一三年，我们兄弟去天主堂新办的小学读书。

天主堂神甫，西班牙人安斌琅，奉上级之命在本县办一个小学校，即以教堂为校舍。在县衙门立了案。

外来的宗教，天主教和耶稣教，何时进入漳平县，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也是新的县志应当记载的。据我所知，似乎耶稣教先在本县立足，设福音堂于西门外，主持人是坎儿脚太常陈家一个人，名叫“红蚶儿”。这人虽非秀才，但穿长衫。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时，群众也要打教堂。据说我父亲同一个朋友站在城墙上对着教堂骂，很快许多人集拢来，跟着骂。也有人从城上扔石头，红蚶儿走出来对骂，群众下去把他捆起来送县衙门，被戴上铁链收监。不久，义和团失败了，红蚶儿放出来，传闻要办那些打教堂的人。于是县里一批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便去漳州请求那里的天主教会派人来漳平县传教。这批人就是最初的教友了。派来的神甫就是安斌琅，大家称他为“安会长”，因为他是“耶稣会”修士。最初的天主教堂就设在现在的团结巷三十一号(即我家)隔壁一所民房，以后才迁到新建成的西门外江边那个教堂。当时教友很多，有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也有秀才，如陈建中、郑磬滨和我父亲，也有富家子弟如陈子丹。但不久之后大多数人都不去联系了，虽然未曾正式脱离。同耶稣教比较起来，天主教是默默无闻的。例如，耶稣教早已建成了一座很大的教堂，并在教堂内设立了新民小学，招收了不少学生，并附设了女学。天主堂还是那样，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办了这样一个小学。

天主堂小学聘请了两个教员：陈建中先生和郑磬滨先生，都是本县有名的秀才，又都是教友。他们不知道怎样教新学堂，因此采用教私塾的一套办法来教。只是读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罢了。其中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但不开“修身”课。因为去县衙门立案时说明白了，用教义问答一类的去代替“修身”。还有一点不同，即先生不仅教学生读，而且把所读一段的意思说给学生听。十几个学生，参差不齐，读的尽有高小的，也有初小的。我读高小一年级的书。

算术是安神甫自己教的。他并不按照教科书教，他从加减乘除教起，再教分数和比例。没有教应用题。他能说漳州话，但很吃力，他也能听懂漳平本地的方言。我完全听得懂安神甫的话，也能理解他教的内容。我按照教科书作习题，以至四则运算应用题。那些复杂的应用题，我经过多次思考，居然做得出来了，从中感到快乐。回想起前几年，父亲过足烟瘾后，教我打算盘，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一次，他生气，拿起算盘朝我头上劈下来，被我躲开了。从此他也不教了。他同朋友说： “这个孩子很笨。”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一时说“七六四十二”，一时又说“七六十三”，为什么用三除时要打“三一三十一”。再加放学后正是我玩的时候，父亲板起严厉的面孔叫我去打算盘，心里先就不高兴。在天主堂学会算术之后，我又添了一种乐趣。

两位先生是轮流坐班的。后来，我就不去了。因为他们没有私塾教师那样负责，不懂得新学堂的教学方法，却已学会新学堂教员的不负责任了。

就在这一年，建中先生得了伤寒病死了。他的家在后坂洋，安神甫带着全体学生及其他教友去他家做弥撒。建中先生死后，安神甫没有聘请新的教员，教学工作完全归磬滨先生担负了。

磬滨先生官名郑宗沂，小名如泗，是我父亲的从堂兄。在我们邓家几个秀才中，他是最有学问的。八股文章做得好，大字小字也写得好，且能作隶书。他很自负，以本县的名士自居，可是考不上举人，也未出贡。不能称为“寒士”，但家境并不宽裕，为了维持他的身份不得不去教私塾。以前是在某个乡村教书的，现在教天主堂小学，但待遇也不见得好。安神甫是很小气的，磬滨先生常表示对他不满意，曾引用古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表示他的不满意。磬滨先生也很灵巧，能修理钟表，有个人愿意开个店，请他修表，他以为有失身份拒绝了。但他丝毫不肯接受新的思想，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天主堂小学办了一年就垮了，他没有书教，便学写状子，帮乡下土财主打官司，成了旧社会的所谓“讼棍”。但就“讼棍”来说，他也不如景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离家时，他尚未死。

一九一四年，我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了。我在天主堂小学读书，刘志和先生是反对的，祖父和父亲碍于建中先生和磬滨先生的情面答应下来。天主堂小学垮了，刘志和先生力主我去三牧第读书。这一年三牧第有了兴旺的气象。刘岑仲先生教“大学生”，陈君亮先生教“小学生”，互不相干。“大学生”中，一部分是羽卿先生原来教的，他们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挂了名，他们一九一一年也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另一部分是一九一一年才去菁城书院读书，做“大学生”的，他们也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丁班挂了名；第三部分则是新做“大学生”的，其中有刘志和的第二个儿子刘子明，刘万里的儿子刘清秋和他的内侄陈邦璐，有林有声的侄子林乃光，我的族叔郑如隆，还有陈承尧的长孙魁儿——这人跟不上，读了个把月就不来读了。总之县城内外要读书的子弟，除了少数例外，都会集到三牧第来了。

刘岑仲先生是漳平县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刘攀龙老先生的第八个儿子。刘攀龙举人，太平天国乱中办团练立了功，民间传说中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但他没有很多的财产，以致他这个最小的儿子考得秀才后不得不以教书为生。岑仲先生在本县秀才班子中不是最出色的，但大家佩服他有学问，能教书，特别是教“大学生”的书。所以羽卿先生考得优贡不教书后，第一个接替他的就是岑仲先生。岑仲先生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也染上了鸦片烟瘾，一直到后来都不断瘾。

三牧第办过“求是初等小学堂”。岑仲先生高坐讲台上向我们讲书。他讲的是四书。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厚厚几本的木版书，我忘记了书名，其中有四书白文，白文每句下有朱熹的注，朱注下又有不知何人作的长篇大论解释朱注。岑仲先生就是把这些解释朱注的长篇大论讲给我们听。他讲得很熟。一次，刘万里来看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儿子房间等待时，岑仲先生在讲台上讲得特别卖力。

四书和朱注的解释是学做八股文时候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做八股文了，也不做经义了，岑仲先生为什么还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呢?似乎是出于习惯，又似乎是应学生家长的要求。不久，岑仲先生就不给我们讲四书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以后给我们讲《左传》，讲《纲鉴易知录》，讲过就算，并不要求我们读熟，但我没有兴趣；他也讲古文，从选本中指定一篇，讲过之后要我们读熟，但不必到他面前去背。所以讲古文那一天，晚上书声琅琅。用的是林云铭的选本《古文析义》。漳平县读书人家似乎只有这种选本，同学们都有这一本，惟有我家没有。我从父亲书架上只找到一本《古文笔法百篇》，而且是石印的。每遇我的书中没有先生指定的文章时，我只好借别人的书来读。漳平县没有《古文辞类纂》，那些老先生连“桐城派”也未听见过。

同学们几乎没有例外，必须先生指定的，讲过的那一篇古文，才会去看去读的，读过之后就把书合起来，等待下次先生讲解时才打开书听讲。我起初也是如此。但以后我想：那些先生没有指定的，没有讲过的古文，我是不是看得懂。一天，我试翻出一篇来看，确实很费力，不懂得的字不多，但这些字凑成句子，则不好懂。我硬着头皮看下去，我的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每句之下都有注，凭靠这些注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已经懂得多了。辛辛苦苦看了一篇古文，大概有六七成看得懂，当初我看《薛仁贵征东》时，却是八九成能够看懂的，我自己看的第一篇古文，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

从此以后，我不待先生的指定和解释，便自己去看古文，读古文。看懂也读，看不懂也读，渐渐地由六七成懂到七八成懂，到八九成懂了。我十二岁读懂了白话小说，十四岁读懂了古文。从此我可以“自学”了。以后，我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从自学来的。

恰好，在此回忆中，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不，我的微薄的知识，还是从塾师来的。在所有的塾师当中，我最感激的，还是岑仲先生。

一九一四年我进三牧弟，做“大学生”，是为了学习作文，我读过好多本白话小说，后来又读过好多篇古文，但不会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曾写过。那时不做八股文了，不做经义了，要做论说文。论说文怎样做呢?我不懂。那些比我大的“大学生”都会做论说文，惟有我及其他几个新来的“大学生”不会做。岑仲先生特别找我们这几个人谈谈怎样做论说文。他不再讲“破题”、“起讲”等做八股文的方法了，他给我们讲“起、承、转、合”。这种讲法，说到我的心坎里，觉得他很了解我当时的知识程度，我的长处和短处，能对症下药。我很快就开始作文了，第一篇作文写得不好，第二篇作文也写得不好，题目和内容早已忘记。第三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大概写了四五百字，岑仲先生在后面写了七个字批语：“高谈雄辩惊四筵”，特地拿给我的祖父看，夸奖一番。于是祖父就有材料替我作宣传了。岑仲先生说我全文中只有一个字用得不妥，即我用了一句话：“识时务者呼俊杰。”他说，“呼”字不对。其实，这句话，我是从白话小说抄来的。

我进三牧第以后还是偷空看小说的，兴趣并不减退，但已有辨别力，渐渐地由低级的小说(《薛仁贵征东》之类)进于高级的小说。看得懂古文，再去看《聊斋志异》，就没有疑难了。读书人家没有收藏《水浒传》的，因为是“诲盗之书”，虽然有人讲水浒故事，戏台上也演过水浒故事。我好久没有借到《水浒传》。一天晚上，父亲约好带我去看戏。我进他的书房，等待他和他的朋友过足烟瘾。忽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部《水浒传》，于是如饥似渴地翻开来看。看戏时间到了，我想不去，但不行，只好跟着大人去了。但我的心还留在水浒书上，不知道戏台上演些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这部书是向谁借来的。我由《第五才子》再去看《第六才子》，这部书倒是容易借到的。当时把戏曲当作小说来看，这两部书不仅正文，而且金圣叹的批语，对我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我读懂了古文之后，又由白话小说进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之外，我还看了《夜雨秋灯录》《夜谈随笔》《雨般秋雨庵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但在漳平县借不到《红楼梦》(我进龙岩中学以后才买来《红楼梦》，磬滨先生去龙岩县帮人打官司，来中学看我，发现我看《红楼梦》，回家后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申饬)，也借不到《儒林外史》(我去法国后才看到《儒林外史》)。

我看这许多小说，都是一个人看，一个人消化，没有和我讨论和交换感想的人。因为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看小说，他们读书，是人家要他们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读的。先生教他们读哪一篇文章，他们就读哪一篇文章。先生出题目，他们才做文。他们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我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则比他们多好几倍。因此，我很佩服他们比我聪明：他们居然能够用浅显的文言，写出句从字顺的文章(我这里说不自动看书的同学，不能完全通用于陈祖康，这个人有时也能自动找书来看的)。

为此，我也养成了孤僻。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们做完了先生交下的功课之后，便向床上一躺。躺够了就三五成群说闲话，我听来都是庸俗的，无聊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我插不上嘴，也没有兴趣去听。我过的则是另一种内心生活：小说、笔记、戏曲、历史所杂凑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生活。我把这些虚幻的生活看作真实的世界，而真实的生活反而被我看作虚幻的世界。

一九一四年上半年，那几个挂名丙班的学生，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了毕业表格后，就算高等小学毕业生而拿到文凭了。他们暑假中去龙岩县考中学，个个都考取，就此离开三牧第了。下半年，县立高等小学正式恢复。那些挂名丁班的学生都须去学校上课，我也报名入学，编人戊班。戊班有十几个学生，大多数是由其他的私塾招来的。他们都是“小学生”，未曾学习作文的；惟有三个人由三牧第招来：我的族叔如隆、陈寿山的儿子宜安和我。

我们三个人不久也从戊班提升到丁班去，怎样提升的?我在上面另一篇已有论述，这里就不说了。

刘岑仲先生也被刘校长聘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教员，仍教我们国文。但在三牧第，他是塾师，我们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则他不过是我们的先生之一，除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先生。

我小学毕业后，岑仲先生继续在学校作国文教员，我去法国时他仍是国文教员，以后不知何时脱离了学校，回到丁坂家中居住。我回国后在上海遇见同乡，才知道他已经去世，而且是上吊死的，我不敢问详情，这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旧社会的命运!

在我的几个塾师中，我时刻怀念刘岑仲先生，感激刘岑仲先生，是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的。我曾想，如果有一日我回漳平去，一定要去他的墓地吊祭一次。

刘岑仲先生并非我最后的塾师，他以后，我还有一个塾师——陈霞阁。

小学是一九一四年底毕业的，中学则是一九一五年暑假时招生。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就要赋闲了，我的父亲命令我仍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此时，三牧弟的塾师是陈霞阁先生，他补了岑仲先生留出来的空缺。他主要是教“小学生”，“大学生”不多，有一个龙溪人，华侨子弟，慕名来漳平学古学的，又有兰个漳平华侨的儿子，不喜欢进新学堂而要学古学的，第三个就是陈寿山的儿子陈祖康，他与我同班毕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年小，要学一年古学，明年再去考中学，此外就是我，同班毕业的其他人都宁愿赋闲。

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寿山是为他的儿子“开小灶”，即请霞阁先生专门教他的儿子做旧诗，另外多付学费。我听过他的议论：“读书人要讲交际，要有本事让人家看得起，最容易表现自己有学问的，就是做诗，祖康应当学会做诗。”

他的大儿子陈螽诜小学毕业后去福州读法政学校，同别县学生来往，人家赠他一大堆诗篇。

我们在三牧第，习惯互相串门，我去你的房间坐坐，你去他的房间坐坐。有一天我到陈祖康房间去，看见霞阁先生正在那里说话，看见我去就不说了，起初我不以为意，可是不久就明白：原来先生正在“开小灶”，我没有另付学费，怎么可以分享“小灶”呢?于是，一阵恶心，以后看见霞阁先生在陈祖康房间，我就不进去了。我后来做诗是自学的，不是偷学的。

霞阁先生有时以闲谈形式也对我们几个“大学生”说起交友之道。他说，交朋友，要交“下面”人，“下面”人很慷慨，可以一把一把的拿钱送给你，不要交龙岩人作朋友，龙岩人小气，……如此类的话。

在旧社会，一般人是这样实践的，但不这样说，霞阁先生也许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非明白说不可吧?

总之，在这半年内，我从霞阁先生那里未学到什么，我对于霞阁先生说不出好感来。

陈华，即汝舜先生，后改称“季韵”，但大家仍称他汝舜先生，蓝田陈。他是贡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岁贡。他不像景黄先生全无新学知识。在邓炳知事任上，他做了县志的主编，忙于写作，似乎已经编好全书了，但没有付印。陈炯明占领了闽南，派了部下姓熊的来当知事，此时他做了县视学。他也是县里的一个绅士，属于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吃鸦片烟，但不成瘾。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中学毕业，缠着父亲，要他筹一笔路费，让我去北京考高等师范。我说，考取后，学费、膳宿费都不要交纳，家里就没有负担了。就是这一笔路费，我父亲也筹不出来，每日愁眉苦脸。一天，在街上，他遇着汝舜先生，汝舜先生向他发表一通议论，大意说：培养子弟成才，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北京的大学生风气不好，不久之前才闹了大事。后面的议论是指五四运动说的，前面的议论则是指他自己的儿子少韵，福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隔不了几天，汝舜先生忽然到我家来，告诉我父亲：熊知事接到漳州司令部公文，要派一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知事要他推荐。他昨日去新民小学，劝那里的一个教员，永福人，去留学，这人不愿意去。他想到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年费用六百元，官家出三百元，自己筹三百元。

我当时一心想去北京考古学，对于西洋学问没有兴趣，以为去西洋不过学得声光化电而已。那时，我连报纸也不看的。但我想，去外国总比留在家乡当一个小学教员好。我立刻表示同意去了。我父亲知道了家里的三百元可以随后补交，也就同意了。以后漳州再来公文，要每县派两个学生，于是中学没有毕业的陈祖康才顶上去。

我便是这样同汝舜先生发生了师生关系。我从法国以学生的身份写恭敬的信给汝舜先生，汝舜先生也以老师的口气回答我的信。

和春郑家

一

温赞尧所编《漳平县志续编》有一个《姓氏人口统计表》，共列九十八姓，姓下注明何时从何处迁来，也有注“未详”二字的，那大部分是一百人以下的小姓。一千人以上的，只有曾朱二姓下注“未详”，但朱姓是明正德年间由南平迁来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暖洲营朱氏源流》一文。凡注“未详”的，也不过是失考而已，并非表示这些姓的人是漳平县的原始居民。我们可以说，现在漳平县的居民无一是本地原始居民的后裔，连山羊隔上的畲族也是明朝才从漳浦县迁来的。那么漳平县原来的居民是什么人呢?那也是畲族，古老的畲族，他们已被北方南下的汉族所消灭了。

漳平县，以及整个福建省，再扩大至浙江、江西诸省，甚至整个南部中国，原来都是一些比汉族更落后的民族所居，地广人稀，渐渐被汉族侵入，占据了土地，消灭了土著。有几分像美洲印第安人土地被欧洲白种人所侵占一样。最后，原始居民只有少数残存下来，而整片土地充满了外来的民族。

这种殖民过程，中国东南部似乎进行得更迟缓些，以致我们漳平县尚有踪迹可寻。古老的畲族被消灭(驱逐、同化)了，但在传说和地名上留下印记。漳平县有个乡村叫做“百家畲”，表明本是畲族居住的。漳平县又有“百家畲洞”的传说，现在还不能实指“百家畲洞”在县内什么地方(按“洞”应作“峒”，二字音同义不同。“洞’，是山洞之意，峒则是山中的平地，犹如四川人说的“坝子”)。漳平县民间又流传一首歌谣：“南蛮十八洞，洞洞十八庙，庙庙十八灶，灶灶十八户，户户十八人。”据说“百家畲洞”是南蛮十八洞之一。中国北方汉族一向称南方原始居民为“蛮子”，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漳平县的原始居民，畲族，就是“南蛮”的一个部分。这个歌谣不过是传说而已，并非说漳平县的畲族真有那么多的人口(约十万多人)，也不是说畲族的社会组织如此整齐划一。又歌谣中所说的 “洞”应写为“峒”，即可供耕种和居住的平地。歌谣不过说明畲族居住的村庄很多而已。本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汉族迁居永福初探》一文也说永福原来居民是畲族，汉族迁来后(宋代)尚与畲族杂居，而处于少数地位，但文化更高，武力更强，畲民才被迫迁走。

我认为新编的县志必须专写一个“民族志”，突出民族关系，不仅要特写山羊隔上的畲族，而且要考证汉族侵占以前的古老畲族的遗迹。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素无研究，不过提出此问题，引起注意而已。这也不是漳平一县的问题，想必省志和邻近各县的县志，也有人注意此问题。漳平旧县志(道光时编的)有“畲客”一条，根据其传说，认为畲族就是瑶族，可供参考。

与此有关，外来的汉族，无论个人迁来的或举族迁来的，他们如何发展，作何贡献，都须研究。族姓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向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漳平这种小县的历史上。县志应当有专章研究本县若干重要的族姓。族谱本来是地方志书的一个基础。道光县志也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各姓的族谱。

我曾说过，漳平县内的政治斗争，除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外，基本上是族姓间的斗争，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又说过，漳平县在政治上互相斗争的，有四大姓 (太常陈家、丁坂刘家、坂尾刘家、蓝田陈家)和三小姓(北门李家、和春郑家、丁坂黄家)。自然，这是指近代史，更早以前形势又不同了。

我们和春郑家是个小姓，在温赞尧所作《姓氏人口统计表》中占据第九位。当时只有一千八百人，比陈刘李黄四姓少，但政治作用并不远逊于这四姓(应说六姓，因为陈刘都分为二姓)。

当作解剖麻雀，我可以拿和春郑家做标本来研究族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

和春郑家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口耳相传的和文字记载的。少时，我从祖母听说，我们的始祖是湖南桃源县人，当兵的，南宋间随军来此，在和春乡招赘蔡家，由此繁衍生息。所以在始祖祠堂上供养蔡公蔡婆神位。我们的郡望不是“荥阳”，而是“南湖”。“南湖”者“湖南”也。现在，我看到了文字记载，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始祖是个私塾先生，来和春乡教书，给当地一户人家梁兴为赘婿，由此繁衍生息的。参照其他的文字记载，这个说法完全可信，应当推翻口耳相传的说法，但口耳相传的说法亦有所本。漳平县尚有其他的郑家，不属于我们和春一系的，邻县也有郑家。各系郑家有共同的传说，认为同出于“桃源”(不一定是湖南省桃源县)，且有种种神话。和春郑家有族谱，都是手抄本，从无刻印本。族谱初编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续编于漳平县建制以后(续编序未注年代)。初编有五世祖郑天爵 (伯仁)序，续编有十一世祖郑克俊(春岗)序。还有三编，从十一世编至十六世，但无序，当是十八世祖郑苑培(植庵，西亭)所编而未完成的。现在保存的旧谱只有残本，不知道是原来残缺的，还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致残的，但旧谱的几编序文仍保存着，足供研究。

综合这几编序文，可以知道和春郑家的起源及其至太平天国前发展的轮廓。

和春郑家的始祖名郑起岩，字仕表，本是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香田里人，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游学来到龙岩县东部的居仁里，同当地一个姓梁的人家发生了联系。据续编序说他是：“赘梁家妇苏氏”，那就是说梁家有寡媳苏氏招他为婿的。初编序则说：“继梁兴之后，赘苏氏。”如此也可以解释为他做了梁兴的义子。但梁兴另有儿子。初编序说：“始祖以勤俭为家，置田二万三千余束，拨三千与梁兴子孙。”(这里说的“束”，显然不是指田地的面积，而是指粮食的产量。但不知一“束”合现时多少斤?)

始祖自留二万束，一半给自己的儿子雷震，一半给自己的女儿千一娘。千一娘招范有一为婿。可见当时女儿有平等的继承权，而且不限于招赘的女儿。后来，千一娘只生一女，名千二娘，就把田产带到婆家去了。

雷震生二子，长子公佑娶龙溪李家女为妻，遂迁居龙溪登科洲(有说登高洲的)。惟有次子公贤继承祖业，生一子林茂。林茂生六子：天福、天寿、孝孙、良孙、天禄、天爵。天爵就是初编族谱并作序的人。到此时，郑家人丁才兴旺起来。天爵壮年已由元入明了。他编族谱时已有六十八岁，在洪武二十七年序说：“兄五姐四俱已作古，今日现存者，吾一人而已。因思畴昔同居，兄弟和睦，凡百事务，诸兄拨置，产业日增，家声赫奕，子孙茂盛，六十余口，堂屋二座，规模焕然。”可以想见，这一家是很有地位的，不仅人丁兴旺，田产丰富，而且颇有教养。三世祖公贤，人称静斋先生，“少习儒业，游学于漳泉与化。”六世祖郑文善，天爵三兄孝孙之子，以儒士(秀才)的身份做了真定县的教谕。六世祖郑文璲，天爵四兄良孙之子，以儒士身份做了进贤县知县。六世祖郑文言(惠昌)，天爵之子，以贡生身份做了文昌县知县。(见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荐辟类和贡士类，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

这一家人以后渐渐衰败了。兄弟六人起初合为一户，以后分成三户，但到漳平县建制后，一、三、四、五房都绝了嗣，只有二房和六房遗有子孙，他们合为一户。二房后裔不详，现在郑家子孙都是六房郑天爵(伯仁)传下来的。天爵生三子：惠保、惠昌(即文言)、惠俭(即文礼)。(按文言，惠昌都是正式的名，并非一个为名，一个为字。大概“文”是堂兄弟的排行，“惠”是亲兄弟的排行。)惠俭生思谦，思谦生绍裘，绍裘生四子：伟、保、便、信。郑伟是九世祖，以贡生做了攸县知县，后改任汉阳县知县，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郑保早殇。郑便做了“恩官”。郑信做了广东“五府”(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贡士类有郑信名，注“伟弟”，广州府经历)。这是和春郑家繁盛时期。郑伟生于明天顺七年(一四六三年)，死于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O年)。漳平县建制在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那时郑伟才八岁。他生时还是龙岩县人，八岁后才算漳平县人。他死后葬于小菁乡的佛儿架山下，前几年因墓地征用，才迁葬于和春乡。

十一世祖郑克俊在续编序中说：“今日子孙百有余口，太学有之，庠士有之。”当初五世祖编族谱时，在洪武年间，和春郑家只有六十余口，到正德年间已增加至百余口了。

郑伟的长子郑科，县志道光版也有传，列在“寿民”类中。那是因为他活到一百岁，从成化丙午(一四八六年)到万历乙酉(一五八五年)，实际上是九十九岁。

郑科是“庠士”(即秀才)，是十世祖。郑伟另一个儿子郑凤，监生，作了横州州判。郑风的儿子郑惟敏，作了扶州经历。另一个儿子郑惟诚，作了思恩县经历。俱见县志道光版贡士类。另有一个十世祖郑见春，也是庠士，作了一篇《叙大宗小宗》，也是记述本族源流的，特别详于区别“大宗”和“小宗”，续编收入此文。据此文所说，当时是公推郑伟一系为大宗的。他称郑伟为“伯”，可见不是郑科的兄弟，文后署嘉靖甲午(一五三四年)。

十一世祖郑克俊又名惟德，则是“府庠士”，比“邑庠士”更高一层，即不属于漳平县学，而属于漳州府学。他新编了族谱，并作序，可惜序后未署年月。他称郑伟为“伯祖”，因为他是郑信之子郑立的儿子，作序当在万历年间，即距明亡已不很远了。

郑科生惟明(第五子)；惟明生士珩(第三子)，邑庠士；士珩生兆甲(第六子)，儒士，活到八十一岁，生于明万历时，死于清康熙时，兆甲生润卿(第三子)；润卿生如隆(长子)，邑庠士；如隆生四子(宗湛、宗遴、宗选、宗逢)。

郑宗湛，后改名丹桂，字攀宿，十六世祖。这就是我们郑家常说的“攀宿公”了。他生于康熙丙戌年(一七O六年)，死于乾隆壬寅年(一七八二年)。

关于攀宿公，流传了很多神话。

三

但是族谱的文字记载还涉及和春郑家的史前史。我们知道，和春郑家是从仙游县郑家迁来的，那么仙游县郑家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不是仙游县的原始居民。

综合几篇文字所说，原来仙游县郑家是从福州侯官县迁来的。“宋乱”(按当指靖康之乱)时，侯官县郑家有三兄弟，都是做官的。老大是太府卿郑露，老二是中郎将郑庄，老三是别驾郑淑，率家族迁来兴化军。老大定居莆田县，老二定居兴化军，老三定居仙游县，虽分居三地，但共建一个祠堂于莆田县之南湖，因此三县子孙都称为南湖郑家。我们以“南湖”为郡望，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始祖郑起岩系定居于仙游县的郑淑之后裔，算是从仙游县迁来的，但若我们回去认亲，则须到莆田县的南湖去拜祭祠堂，我们确实有人去认亲了。

九世祖郑伟作了湖广攸县知县时，丁内艰回籍，服满晋京改授，途中特去南湖拜祖。续编族谱中收有一文记载此事。此文是当地(莆田县)一个名玉的人写的。他是 “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北京户部主事”，文写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陬月(即正月)，即郑伟死前二年。如此可见，郑伟任汉阳县知县的时间并不长久。按照辈分，郑玉自称为“宗侄”，而称郑伟为“族叔”。

兴化，宋时称“军”，明清称“府”，所辖只有两县，府治旧在兴化，居莆田县北边，后合并于莆田县。南湖郑家，南宋时出了一个有名的大学者，郑樵，中国著名的类书“三通”之一的《通志》，就是他著作的。他住在家乡的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不应科举，自学三十年，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著《通志》有许多创见。他县莆田县人。他死于一一六二年，下距我们的始祖来今漳平县，尚有七十二年，我们是不能攀附的。

仙游县郑家，或宁可说南湖郑家，是从侯官县迁来，那么侯官县郑家又是哪里迁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到残唐五代去了。旧谱诸序，包含郑玉的文章在内，都说我们的远祖是光州固始县人，唐末僖宗光启年间随从同县人王审知入闽的。

王审知是一股武装队伍的三个头子之一。这股武装队伍说好听时是农民起义军，说不好听时就是土匪。当时三个头子都姓王：王绪、王潮、王审知。他们以固始县为基础集合一股武装队伍，附近有另一股武装队伍，力量更强，要吞并他们。唐僖宗光启元年(八八五年)，他们只好“率众”南逃，由江西进入福建。在南逃途中，王潮推翻了王绪，坐第一把交椅。次年，他们占据了泉州，朝廷招安，任王潮为泉州刺史。昭宗大顺二年(八九一年)，王潮派王审知攻占福州，遂占据福建全境。王潮死，王审知继位。唐亡后，朱温称帝，封王审知为闽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公元九二五年，王审知死，子王延钧继位，称闽帝。以后，诸子内乱，闽国就亡了。但随从王审知来福建的光州固始县人仍旧在福建。福建的许多族姓都可以追溯其远祖直至光州固始县。

在我们漳平县，不仅和春郑家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其他某些族姓也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例如，暖洲营朱家就是光州固始县人，“随军入闽，先居南平，明正德年间迁来漳平县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四

传说，明清易代之际，和春郑家遭到厄运，数百余口只剩下十八人。安定之后，才从此十八人中渐渐繁衍起来。

现在，和春郑家可以分为两派：攀宿公后裔和非攀宿公后裔，住在县城里的几乎都是攀宿公后裔，住在和春乡的也有攀宿公后裔。这两派郑家子弟，人数之比，现在不难统计出来。我少时似乎听说，攀宿公后裔对非攀宿公后裔之比为1：1，据说现在是1：2。但就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说，攀宿公后裔仍是高于非攀宿公后裔的。

攀宿公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传说，他本是穷教书匠，穷到只有咸萝卜做下饭的菜，而且不是吃下咸萝卜，是用舌头舔舔咸味就可以下饭了。不知怎样，他考得了一名秀才。当时还没有龙岩直隶州，他是去漳州府考试的。在易代丧乱之后的和春乡，考得一名秀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他渐渐积了钱，也渐渐产生了关于他的神话。人家说，他的钱是神物，借他的钱种田会多收粮食，借他的钱养猪会多长肉，借他的钱做买卖会一本万利等等。于是，他由穷教书匠变成了富翁，广置田宅，多积钱财。一般暴发户是先富而后教的，即先积了财产，然后提高文化。这个暴发户则先教而后富。自己发了财，就不仅要把财产遗留给子孙，而且要培养子孙读书，考取什么功名，提高家族的地位。

攀宿公有两个儿子，长郑经远，次郑经邦，都考取了秀才。这家人，财产有了，在本乡也有地位了，就想向外发展，即要争取全县的地位。首先要在县城内争得立足之地。

关于攀宿公少时贫穷的传说，不见得可靠，至少是言过其实。由族谱的文字记载可知攀宿公的父亲如隆就是秀才，死后三年便能正式安葬，他的母亲陈氏也能正式安葬，他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即便少时家境不好，也不至穷到那种地步。传说似乎含有教育子弟勤俭持家的作用。

县城设在小菁乡。在设县以前，小菁乡的地位同居仁里的其他大乡村，如丁坂乡、和平乡、和春乡等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设县以后好多年也是这样。小菁乡人不能以城里人自居而轻视其他乡村的人为“乡下人”。可是时间一久，这种不平等地位就暴露出来了。小菁乡毕竟有官衙，有街市，有圩场，有城墙，居民的文化也更高些，头脑也更复杂些。发生“小乱”时候，城门一闭，富人也更安全些。攀宿公和他的儿子就提出了如何到城里找一个立足之地的问题。

此时设县已久，各乡富人都要到城里找立足之地，可不容易，和春郑家毕竟在县城里建筑了三大宅。

攀宿公本人并未移居县城，从他的儿子郑经远起才在县城占据一席地。首先获得两块很好的宅基，一块在上水门内东侧，建成祠堂式的大宅，前后两进，后进供奉攀宿公，大门上有石刻的“郑氏宗祠”四字。事实上这是祠堂兼住宅的建筑物，左右两边都有“辅厝”。两进之间东西各有厢房，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太史第，以及洪厝坪和大坪头两个陈家祠堂(大坪头祠堂右边有辅厝)。祠堂是专供祭祀之用的，不能作住宅。另一块在葛丘田，本是郑经远住宅，死后才作为祠堂的，建筑结构同前者一样。第三个大宅在上水门内西侧，那是以后由郑经远的第五个儿子和第六个儿子联合建成的，规模小得多，只有一进，但也有辅厝和厢房，以后大厅上也供了两兄弟的牌位和画像。除了这三大宅以外，郑家在城内还有几个小宅和书斋。

郑经远和郑经邦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也都是秀才。郑经远有八个儿子，前四个是正室叶氏生的，名壮、荷、薇、革；后四个是侧室张氏生的，名菊、苕、藜、芬。郑经邦有两个儿子，名萃、华。这些似非“官名”，例如，郑经邦二子，这里名为萃、华，但县志节妇传中则作钟秀、廷虞；郑经远第五子这里名为菊，县志作苑培。郑苑培字植庵号西亭，死后称西亭公。他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想得到攀宿公子孙都有“官名”，不过无法查考而已。

郑经邦早死，其妻李氏二十二岁守寡，死时七十四岁。县志道光版人物志节孝类有传，说乾隆五十六年“请旌祀节孝”，佛儿架山下有个石牌坊就是为她建立的。现在已拆毁了。

郑经远却活到八十六岁。他是和春郑家开始定居于县城内的，但只有后四子随他居住县城，前四子以及两侄都留在和春。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列于人物志之“乡宾类”，此类只有他一个人“乡饮”和“宾筵”都是一种荣誉，当时政府赐给地方上有一定地位的富人(我们和春郑家八世祖郑绍裘曾于明弘治五年享受了这个荣誉)。有个知县还送郑经远一个“王国嘉宾”的匾额，传中说：“阖邑推为硕望。”

当县志道光版成书时，郑经远似尚未死。他的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列名于县志编校人名单内，身份还只是“附生”。

中国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各地方都有发展，漳平县也不例外。这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大地主财富增加，不仅培养子弟读书，而且要干预政治。干预政治，首先就要在城市插一只脚。住在乡村，要同县官交往，要管理全县的公共事业，要包揽诉讼，毕竟是不方便的。住在近郊还可对付，远郊就不行了。所以大乡村的大地主，发展到相当程度，就要搬到城里来。这些有钱有势的富家，几代之后衰落，贫穷的子孙再搬回乡下去。本身从乡村迁来，子孙也有乡村这条退路了。

和春郑家的发展就符合于这个规律。五世祖郑天爵(伯仁)，本身发了家，子侄中又有三人在外面做官，仍旧居住和春乡内。此时漳平也尚未设县。九世祖郑伟又发了一次家，兄弟三人都做了官，此时漳平已经设县了，他仍未能迁居县城。但郑伟死后葬在县城北郊，似有移居县城之意，又回龙坞做了和春郑家的“祖山”，为本族葬地，不知始于何时，似在明代就是如此了。七世祖妣邓氏死后就葬在回龙坞，时在明成化丁酉年(一四七七年)。这也表明和春郑家有向县城迁移之意。攀宿公第三次发家，到了他的儿子，终于在县城找到立足之地，足以干预全县的政治了。

郑经远迁居县城，自然不会放弃和春基地。他把正室生的四个儿子留在和春，把侧室生的四个儿子定居县城。相传，侧室张氏是福州人，他去福州乡试或经商(他兼做监商)时娶的。

郑经远死后，财产分给八个儿子之外，公有财产也分成两份，一份为住在和春的前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内四美”；另一份为住在城里的后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外四美”。各族都有公有财产，由族人轮流管理，除供给祭祀、扫墓等费用外，还有一部分名为“书香”，分给子孙中的秀才，及供应他们去福州乡试的费用。公有财产不是现金，而是田产，每年动用租谷，照理是不会减少的。

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就侧室所生的说来，就是长子了。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从“附生”升为贡生，晚年以贡生资格出任古田县儒学教谕。学官也是官。我少时在我家的大堂上左右两边陈列着仪仗，有“肃静”、“回避”、“古田县教谕”、“儒学正堂”等四块牌子。为了作过一任官的缘故，他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高了。他个人的财产是否超过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但外四美的财产是他管的，以致每年收的租谷在门外空地暴晒，占据了很多的地方。相传后来的大富人陈玉鸣当时还是替人挑水的，他经过我家门外，看见那么多的稻谷，感叹道：我有十分之一的稻谷就满足了。以后，陈玉鸣考中了武秀才，他的财产还远远超过我的曾祖父。

曾祖父有一妻一妾，只生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只好过继他的八弟的一个儿子为子。直至五十岁才娶一个农家姑娘为妾，接连生了六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但他晚年，即学官任满回来后，生活并不好过，所有的财产丧失殆尽了。为什么?据说：他尝到了做官的甜头，一心为安排他的第二个儿子(他亲生的头儿子)郑秉卫出去做官，不惜工本，结果官未做成，家产却荡尽了。

郑苑培生卒时间尚未考出，只知道太平军来攻城时，他尚在世，带着全家逃往和春，只有第六子志广陷于围城中。志广当时十八岁，即生于一八四七年。志广是他亲生的第五个儿子。他是五十一岁亲生第一个儿子的。如此算来，在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时，郑苑培约有七十七岁，即生年约为一七八七年，死年约为一八七一年。

他的坟墓在和平乡至和春乡的中途，未毁，墓碑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的，上刻“显考钦加光禄寺署正任古田学教谕端和西亭郑公墓”。“光禄寺署正”是京官，他未去北京做官，这里不过是加给地方官的虚衔而已。他的七个儿子都用官名：秉仁、秉衡、秉盘(志铭)、秉诚、秉崧、秉宽(志广)、秉钧(志樵)。他的十三个孙子则用谱名：庆寿、庆云、庆楗、庆焊、庆泽、庆秀、庆添、庆铨、庆深、庆丰、庆悦、庆清、庆端。曾孙二人：嘉谟、嘉猷，是庆寿之子。

郑经远第六子苕郎，不知官名是什么，墓碑上刻着：“试用儒举毅文玉田郑先生”。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三个是秀才。我少时还看到他的第九个儿子志全，我们喊他“九公”。郑经远第七子藜郎生有八子。第八子芬郎，名延瑶、字和雅、号德馨，县志说曾任布政司理问。他生有四子，第二子过继五哥外，还有三子。

五

和春郑家始祖是一二三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个人从仙游县迁来的，到今天已有七百五十二年了。温赞尧的县志续编中那个《姓氏人口统计表》记载漳平县郑家有一千八百人。漳平县除和春郑家外，还有郑家，人数虽不多，应从这一千八百人中减去。但此表作于将近四十年前，今日郑家人口又增加不少了，我们和春一系的人口可能达到二千人，大部分人仍居和春乡，小部分人住在城内，城内郑家几乎都是郑经远的后裔。

研究这个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明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尽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发展分期也是不同的。为了避免争论，我这里说的 “封建社会”，仅仅是指那种以田地(粮食)来计算财富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分化，主要表现为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地主剥削、农民受剥削。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晚期中某些落后的地方(漳平县在内)，这种剥削表现为家族内的剥削。地主和农民是同一家族的人，同祭一个祠堂，同居一个乡村。漳平话称为“叔孙”的关系掩盖着剥削的关系。地主拿家族的利益做幌子，要农民忍受剥削，同地主团结一致。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斗争时，往往是地主出头领导，而同族农民一致拥护的。斗争一般表现为诉讼，有时表现为械斗。地主有功名，有官职，往往能决定斗争的胜负。一般说来，财富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财富可以培养文化，文化可以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培养文化正是为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

和春郑家历代不乏大地主，也不乏文化。始祖就是私塾先生，他招赘于梁家地主，借梁家力量积累财富至二万三千束。他的儿子雷震是个“尚舍”，即国子监学生，或称“监生”(原来地位在秀才之上，后来可以用钱买，就不值钱了)。他的孙子公贤则是私塾先生，大概家道中落，又逢宋元易代，不得不去漳泉兴化一带教书，而且迁于“仙帽寨”地方(不知在何处)。他的玄孙有六人，此时大概迁回和春了，家道又兴旺起来。这六个人都没有功名，但次代(六世祖)则有三人做了秀才，而且出去做官，两个做知县，一个做学官。这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事情。以后家又中落。八世祖绍裘，谱称“嗜读诗书，淹通诗词”，似无功名。绍裘生四子，其中三子伟、便、信都读了书，做了官，次一代也有做官的。以后家道又中落。直到入清后，攀宿公才振兴，以至于迁入一支于县城内。

可注意的，是和春郑家历代虽然出了许多大地主，也出了几个知县、学官、佐杂，但没有出一个举人，更加没有进士、翰林了。至多是几个贡生而已。

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所谓“功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学历”；京官和地方官，则相当于现在说的“职位”。两者并非完全对等的。本县的朱阳考取了翰林，学历算是最高的了，但他只做了知县；和春郑家有郑文琏、郑惠昌、郑伟三人做了知县，他们的学历只是秀才(贡生也是属于秀才一级的)。

今天形势改变了。中国已经跨出了封建社会，即是财富不再以田地(粮食)计算，而是以货币计算了。血统纽带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他的家族的一个成员，依附于他的家族。族谱已无现实的意义，即不能用来歌颂祖宗功德，团结族众，抵御外侮等等。今天族谱只有历史的意义，即由此可以知道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补充地方志书之不足。我希望本县各大姓都能整理旧的族谱，并续编新的族谱，为新编的县志提供材料。

和春郑家是漳平县的一个小姓，清初以来曾经干预全县的政治，发挥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作用。这个作用现在完结了。

祖父和父亲

母亲难产

光绪廿七年辛丑二月廿七(一九0一年四月十五日)，我的母亲第一次分娩。她天未亮就发生阵痛，接生老娘早已守在床前了，可是生不下来。全家都在着急，祖母尤其着急。有人建议将“大帝爷”接到家里来。大家都赞成立即派人去接，供在大厅上祖宗的牌位前面。“大帝爷”是西北郊的大村后坂洋(今名福满)的保护神，在本县城内外的几个菩萨中是最“灵验”的，特别在医疗方面。据说，这位保护神生前是本地的名医，死后群众尊奉他，给他封爵，一直封到“大帝”。每年正月迎神时，他的队伍特别热闹，因为生病求医的人病愈后归功于他的恩德。现在母亲难产求神，最适宜的自然是这位“大帝爷”。

神像供在上面，“同身”(北方人叫“神汉”)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一直跳到产房门口，拿“宝剑”在门上敲几下，房内的孩子就生出来了。那时正是午时三刻。

这个孩子就是我。不能说“呱呱坠地”，因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难产之后，我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出哭声。

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十年，此时才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子。

以上所记当然是我长大后听大人说的，在那个迷信社会里，这类的话不用说会有很多的“水分”。

我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生活。这是一个地主家庭，成员之间要遵守一定的传统的礼节。家是祖母管的，祖母是当时典型的地主太太，不仅父亲和母亲要听她的话，连祖父也要听她的，更不用说家里两个丫头了。家庭成员中最苦的还是我的母亲。祖母总是不满意母亲，东也不好，西也不好，并非母亲敢于顶撞她，母亲是脾气急躁的，但她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也熟悉封建礼节，知道下辈必须顺从上辈。她每日给婆婆梳头，听婆婆数落，一声不响，也不敢将不平之气现于颜色。她所受的怨气往往向父亲发泄，父亲左右为难。两夫妇感情是很好的，父亲的朋友都知道，都为此夸奖他。他只能努力读书，学写八股文，希望考得秀才，以提高爱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皇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终于考得秀才了，可是母亲地位提高不多，仍旧每天要听婆婆的数落。父亲后来告诉我，是我的出生改变了祖母对母亲的态度。我还记得看见每天早上母亲替祖母梳头，但已没有听到祖母数落母亲了。

凭这一点，我来人间这一趟是值得的，凭这一点，我的母亲忍受那场难产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我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

这个家庭挣扎着，不甘心破落下去，有个时期还表现了复兴气象，但最后还是破落到底了。

我出生时恰值家庭复兴时期。

我的曾祖父曾是全县最大的绅士，全县数一数二的地主，但他晚年已经破产了，土地典卖干净，没有什么留给他的七个儿子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幸而他最喜欢的最小儿子，——就是我的祖父——经过几年贫困的生活(祖母还替人家做衣服)，终于考得一名秀才，他以此利用曾祖父的声望，同本县的上流社会往来，渐渐站稳了脚跟。有了这个地位，积累财富就容易了。

我们那里的习惯是，土地出卖有两个阶段：典卖和绝卖。先典卖，卖价较低，但可以以原价赎回；无力去赎的，买方再出若干地价买绝这块土地，那就有钱也不能赎回了。本县又有一个习惯，即父亲典卖出去的土地，以后哪个儿子出钱去赎回，就归哪个儿子所有，其他的儿子无份。我的祖父就是利用这两个习惯，赎回了他的父亲典卖出去的部分土地，成了一个地主。

可是，七个兄弟中只有他考得秀才(这点还须保留，因为老二和老五也可能是秀才)，但也只有他没有儿子。祖母生过一个女儿，但很小就夭折了。反之，老三则有四个儿子，老六则有三个儿子，都嫌多了。于是，老七将老三的第四个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二个祖父：亲祖父，名志铭，官名郑秉盘；过继的祖父名志樵，官名郑秉钧。当我出生时，亲生的祖父已经死了，祖辈七个兄弟中惟有老六、老七尚在。老六名志广，官名郑秉宽。

我的祖父，过继的，在清朝末年，利用县里诸大姓互相斗争的机会，以和春郑家小姓代表的身份，自然成为本县两三个大绅士之一。几任知县看重他，管理本县若干公产，包揽诉讼，以及其他官绅勾结的事情，因此地位很高，收入亦多。本县创办小学时他也挂名校董，并将我的父亲安插在学校内，担任会计。

祖父当然是纯粹的书派绅士，辛亥革命之后绅士换班，就没有人理睬他了。

祖母比祖父小两岁，病死于辛亥革命前一年，这年祖父恰是六十岁，丧事和寿事都办得相当隆重。辛亥革命那年，祖父续弦，继祖母同我的母亲同年，于是家庭纠纷就多了。根本问题，就是继祖母仍旧要摆婆婆的架子，我的母亲就不服帖，于是闹得祖父和父亲也不和，结果不仅分炊，而且我们一家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复兴时期积累的财产全部都耗光了，我们终于成了破落户。

父亲有一次同我说：那年死去的若不是祖母而是祖父，那么祖母继承祖父的财产，他从旁扶助，就不会像今天那样一无所有。

地主家庭破产了，但架子还在，特别是大儿子还要读书，不能送去商店学生意。我中学毕业那年要父亲筹一笔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父亲完全没有办法。大儿子怎么能不读书呢?我的父亲是秀才，祖父是秀才，曾祖父是秀才，高祖父是秀才，高祖父的父亲也是秀才。我们这一家不是简单的破落地主家庭，而是有文化的破落的地主家庭。

祖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记得辛亥革命以前，历任知县上任后都要来我家的书房作礼节性的拜访，祖父经常去县衙门拜访知县，“老夫子” (知县的师爷)也经常来我们的书房拜访祖父，逢年过节送礼的人很多……这一切，辛亥革命后都改变了。例如，县知事上任后去拜访其他几家绅士，只叫人送一张名片到我家，或连名片也不送。

我父亲同祖父分家后，每年只在祖父生日去请他来我家吃一顿饭而已。

祖父续弦后生一个儿子，取各庆耆，但三四岁时死去了，他十分悲伤，因为这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不是过继的儿子；我们无动于衷。没有人去祖父面前说几句安慰的话。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中，祖父生病，不知是什么病，我同继祖母守在床前，第二日下半夜，祖父就死了，享年六十八岁，葬于我们的祖山回龙坞，他自己预备好的生坟。

关于祖母，祖父原配的祖母，我前面所写是不够的。全家的人，我最爱的就是祖母，因为她最爱我。我进中学后读《红楼梦》，关于贾母和宝玉的关系，我全能够理解。我少时总以为母亲偏袒二弟，有什么争执，母亲总是站在二弟方面，祖母则把二弟看作一般的孙子。二弟后面生的妹妹祖母命令送给人，不久妹妹就死了。妹妹后面生的三弟，祖母死时只有一岁。三弟后面生的四弟，祖母已来不及见面了。祖母惟独把我当作宝贝。后来大了，我知道母亲也是最爱我的，她不过要抑制我的骄傲而已。

祖母又是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她识字，会算，能念佛经。我同她一头睡，她教我从一数到一百，教我背诵二十四个节气，背熟三十七“花会人名”，每日念“观音咒”。母亲生二弟后，我就同祖母一道睡，一直到她死前三天。

我的父亲

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是人不敷出的家。父亲历年积蓄的私房钱为了典房子，建新家，都用尽了。祖父分给我们的土地，每年从佃户收取的稻谷是够吃的，我从未见过我家买米吃，但也未见过米店来我家搬过稻谷。父亲除维持一家人伙食之外，还需要为自己准备鸦片烟，而当时鸦片烟是很贵的，又有犯法的危险。我不知道他如何设法维持这个家，他从来不同我谈家庭经济问题。他同我说也没有用。我在中学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也不去埋怨父亲。

我听人说，他晚年曾在许家祠堂办一个私塾，教学生识字，又曾在自己新居大屋的厅堂上教书。我想，他不是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会去教私塾的。他死于一九三0年或一九三一年，我至今还弄不清楚。

我在法国，在苏联，以及回国在上海，一共收到他几十封信，注意保存着，随身携带。这些信如果还在，我今天就可以用来写一篇《我的父亲》，可惜，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唐生智军队要占中共湖北省委房子，我赶紧搬出随身行李，只搬出一半，再去搬时军队已经守着大门，不许进去了。父亲的信和一部分书籍，就是这样永久遗失了的。现在只能凭记忆来写父亲了。

我的父亲，以鸦片烟鬼的身份，无所建树地，在六十岁左右死去，但他的本质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本质胜过我的祖父。祖父一生遵循地主阶级历代传下来的道路走去，毫无自己的特殊表现；父亲少时则是与众不同的。他有勇气，对于那种社会的陋习，敢反抗，敢以身作则来实行改革，因此引起住在城里的郑家子孙赞扬他，依赖他，说他是我们郑家最好的子弟，是能够顾全大局而非自私自利的人。

关于他，人家传说了如下几件事情：

第一，他结婚多年，没有子息。我们那里的人有一种风气，结婚三年后没有生儿子的，就要去买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实例很多。他的大哥(我的大伯父)就买了一个儿子，但后来自己又生了两个儿子。朋友们都劝我的父亲买一个儿子，或者娶一个小老婆(有钱人家，即使已有儿子，也要纳妾)。我父亲不听人家的劝告，人家都把他看作违反惯例的，或不近人情的。结婚十年，他还没有儿子，此时他才吸了鸦片烟。他终于有了一个大儿子(以后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幼年死了)。

第二，他一般是听祖母的话的(他称祖母为“七婶”，称祖父为“七叔”)。他的读书，他的婚姻，他的交游等等，祖母较祖父关心。但“七婶”和“六婶”是死对头，两妯娌之间互争互斗，争得你死我活，以致“七叔”和“六叔”两兄弟也失和。六婶婆患肺结核病死了，她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庆丰叔在身边，我的父亲于是同庆丰叔一起给死者更衣，守灵，不管此举如何激怒自己嗣祖母。不用说，丰叔一家人如何感激了。后来，一九一0年嗣祖母死了，丰叔也来同我的父亲一起给死者更衣。

第三，我的父亲不畏权势，敢为朋友同当地流氓斗争。当时，有名画家作朋先生，是父亲的最好的朋友，他不知如何得罪了当时黑社会一个有权势的头子，这人扬言要痛打作朋先生，我的父亲带了作朋先生到那个人家中去说理，由于我的父亲的声望和威势，没有说几句，这人就认错了，愿意点蜡烛，放鞭炮，向作朋先生认罪。

第四，我父亲亲自告诉我，康梁变法那个时期，本县进士陈桂芳曾率领一群秀才去衙门里同知县争论，陈桂芳大声呵责知县，知县不敢争辩连声说好话，我的父亲也同这群秀才一起在衙门看见这场斗争的。他又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同一个朋友爬在城墙上，对着基督教福音堂大骂。旁边群众愈聚愈多，最后群众拿起石头，抛向福音堂。

以上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这同我后来认识的父亲的性格判若两人。他后来为鸦片烟所困，每日需有一定的时间躺在床上吸烟，还要为我的生活、求学和前途操心，于是少年时那种豪气没有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最后一个塾师霞阁先生一天闲谈时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本县的丈绅士，一些人老了，失势了，总有另一些人取而代之。事前，人们总可以猜到什么人上去做绅士，很少猜不到。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过去都以为你的父亲将是本县的大绅士，可是，这一点猜错了。

我的父亲没有接祖父的班在本县做绅士，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是与一般的鸦片烟鬼不一样。本县最有学问的养奇先生至死仍旧把我的父亲当作好朋友，并为他死后写小传。本县，一个著名人物少泉先生，也是父亲的学生，终生尊敬他。

我的外家

我的基因一半是父亲给的，另一半是母亲给的，二者同样重要。可是，人类社会今天仍实行父系制度，我关心郑家远过于关心太常陈家。

外家也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当初订婚时是门当户对的。外家住在北门外坎儿脚。这个居民点，大部分居然是太常陈家，小部分居民是蓝田陈家。那里有太常陈家的大祠堂。外公陈国选也是地主，但非秀才。大舅子仁先生却是秀才中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坎儿脚几个秀才中最有才气的。他生了两个表兄，都比我大。此时，全家已无财产，生活靠舅舅维持，两个表兄已无力读书，但舅舅仍按照当时的风气，娶了小老婆，另找房子居住。几年后，大舅就死了，于是全家生活没有着落。外公已年老，他不得不带领两个表兄在城内大街上开一个卖杂货的小店，开了不久就维持不下去。外公也死了。两个表兄都已成家。大表兄永秋染上了鸦片烟无法生活，据说我去法国后，他也随国民党的邓本殷军队开到广东去了，不知下落。二表兄永华去浦南一家漳平人开的店铺学生意。学了一个时期，知道现代商业的一些诀窍，决心要去南洋群岛谋生。他没有路费，每日缠着我的父亲代筹路费。我的父亲是义不容辞的，但他自己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他不知从何处借来的钱给永华表兄做路费去爪哇了。我忘记了这是哪年的事情，似乎是我暑假在家中看见他出去的。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我中学毕业后也缠着父亲，要他给我筹措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他却毫无办法。可是，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还是筹到了三百元给我带去的。

一九二一年，永华表兄曾从印尼寄了一笔钱去法国给我，忘记了多少钱，但数目不多，够我在法国过一个月的生活。我回国后，至少有三次在上海写信同他联系，都未成功。解放后，我被捕，家中抄出了印尼的通信地址，审讯者说是印尼托派组织的地址，要我交代中国托派和印尼托派的联系。我说：这是我表兄的地址，你可以去我的家乡打听，我有没有表兄在印尼?他的地址是不是抄出来的这个地址?直到去年，我才联系上了，他已于七十年代死去了，他的儿子也死去了，同我联系的是他的孙子。

在家乡似乎已无外家的人了。那个房子也属于外家，我回忆年少时，我同二弟每年正月初二都要随同父母亲去外家拜年，外公家早已备好酒席招待我们。同桌的有外公、外婆(不是母亲的生母，是母亲的继母)、舅舅、舅母，父亲、母亲，两个表兄和我们两兄弟。正月初二是风雨无阻的。平时，我们兄弟也要同母亲一道去外家几次。

母亲是外公亲生的，舅舅则是外公买来的。这是旧社会的习惯，没有儿子就买一个。不过大家都看买来的儿子同新生的儿子一样。舅舅也不负外公的培养，考得一名秀才，而且在秀才班子中富有才能。母亲也待他同亲兄一样。

母亲虽不识字，但两家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她知道应当遵守的礼节，受了委屈，也竭力忍耐，有时也向小孩子发泄。她比父亲小四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一年，母亲生于一八七五年，生日都在旧历十二月。两人感情极好，这就可以补偿母亲所受的委屈。父亲从不打骂孩子，母亲则是急躁的，受到委屈常向小孩子发泄。人家说：“严父慈母”，在我的家庭则是慈父严母。我本来是同母亲睡的，生了二弟之后则同祖母一道睡了。

母亲结婚十年不生育，可是生了我之后，差不多每隔三年生了一胎，生了四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最后，生病时小产了一胎，也是男孩子。

母亲的身体本来最好，但旧社会不注意卫生，当时虽有西医，我们家里有人生病总是找中医。每年夏天全家好多人都要患痢疾，吃中药或不吃药，几天后就好了，不以为意。一九一五年，即我上中学的一年，我母亲患痢疾到秋天还不好，由急性变为慢性，拖到次年，变成腹膜炎，生了腹水。当时，我十六岁，读中学一年级，过了元宵节仍去龙岩县上学。过了约一个月，父亲派专人来催我回家，说母亲病危。次日，我动身回家，母亲见到我一欢喜病就好了些。几天后，我看无事，又去龙岩上学了。暑假回家，才知母病加重，过几日她死去，享年四十二岁。

母亲身体本来很好，为什么四十二岁就死了呢?这是中医误事。如果现在，在西医治疗之下，痢疾即使变成慢性，也不难治愈。当时，我们县里虽有西医，看的人并不多，尤其我们这种家庭更不信西医，以致误了事。

我这几年还对下辈人说：如果母亲在世，我不会去法国那样远的地方。照理，母亲常常骂我，打我，受了委屈拿我来出气，我应当对父亲更好，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怀念着母亲。母亲死后葬在我们的祖山回龙坞，直到八十年代末，铁路局征用此山，才移葬于别处，同我的父亲遗骨以及我爱人和儿子的骨灰葬在一起，而且留下空穴准备安置我的骨灰。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一点上倒希望人真有灵魂，死后能够相会!(我的祖父和祖母及庆耆叔的遗骸也移葬在这里，至于继祖母遗骨没有葬在这里，倒不是为了夙怨，而是没人知道葬地。)

鸾 姑

我有一个姑母，我说的：不是我父亲的同胞姊妹，那也不止一个。我说的是另一个姑母，她称我的祖父为“爹”，祖母为“妈”，父亲为“兄”，母亲为“嫂”，待我们兄弟如同亲侄。她演了一场“悲剧”，结束了生命。

我有这样一个姑母，除我之外，现在在世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我说不出当时她的年龄，只记得当时已是一般闺女出嫁的年龄了。她对人彬彬有礼，像一个大家闺秀。很少人同她亲近，很少人同她做朋友，我未见人家背后说她好，也未见说她坏。

我曾问母亲这个姑母的来历，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姑母本是祖母买的一个小丫头，祖母喜欢她，便收她做养女，教她种种礼节，准备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家嫁出去。

好人家找到了，那是同我们家一样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家长是祖父的朋友，同祖父一起包揽本县公产的，家底比我们更好。家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已成家，生的孙子比我大一岁，二儿子这次才成家。这个家长是三兄弟中居长，一个大家庭共住一座大房子，人多了，难免相互间勾心斗角。

鸾姑嫁去以后，我曾陪祖父去看她。她住在东厢房，老大的家住在西厢房，家长夫妇则住在左边的正房。同祖父一样，我们脱下的衣服都放在鸾姑房内，鸾姑作为主妇招待我们。

祖父是顽固派，这位家长比祖父还更顽固。祖父的辫子，在辛亥革命后好多年剪去了。可是这位家长至死也不剪辫子。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祖父的书房中，忽见那家的大儿子气急败坏地走了来，说鸾姑死了，她自己上吊死去的。

这是晴天霹雳!为什么上吊。他们二人悄悄说话，我们小孩子听不清楚，以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化法我们小孩子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不好听的事情，我们两家都不愿意张扬，不久就风平浪静了。

我却在祖母和媒婆说话之中听到了几句不可理解的话，即媒婆说：“鸾姑要生小孩子而不能生小孩子，只好走这条绝路。”

那时我不明白：不能生小孩，为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以后大了，我才明白：原来姑丈是个“天阉”，由此引出可能发生的事实，到了非走死路不可。什么事实?那就要自己去想像了。

鸾姑如果是祖父母亲生的女儿，一定要多调查，不会如此草率的。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至今将近九十年了，还有办法搞清事实吗?——除了吊颈鬼找替身以外。

我的婚姻

我是结了婚三年以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此事，我并不隐讳，但也不是逢人便说，比较要好的朋友，闲谈之中我就说出来了。不过，在以往写的传记性文章之中，我从不写此事。其实，这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像我所处的时代，所属的家庭，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如果尚未结婚，倒是奇怪的事情。我不说，却是为了后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爱人。

我很小就有媒人来提婚，但尚小，没有说下去。八九岁时，祖母认为不小了，应当提婚了。恰好有媒人来看祖母，便介绍一个近郊人家，也是地主家庭，有个女儿，她与我同年，要我们去看看。祖母派了母亲去看，母亲中意，回报祖母，做定了婚。我十岁时，祖母死了，不久她的祖母也死了。她的家庭衰落得比我的家庭更快。对方日食困难，便通过媒人同我们商量，现在就过门。我们同意了。

在那个社会，这种事情父母同意就够了，决不与我商量。我当时年少怕羞，小孩子之间常拿这种事来开玩笑，我害怕人家笑我，根本就不同意提婚、订婚、结婚一类的事情，我的反对也没有用；于是，我十二岁时，她来到我家，她同一个丫头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我们虽朝夕相处，但结婚前从来未说一句话。

我十六岁时，母亲病得快死了。祖父、父亲，以及其他的入主张我们二人立即结婚。合理的理由是说：母亲死了，家中没有女主人不行；不合理的理由则说：母亲的病，“冲喜”就可以好。“冲喜”的意思就是家里办一件喜事。反正，在那种社会中，一切要服从长辈的决定。我就是这样结了婚。当时实际年龄，我不过十五岁半，她还更小一点。

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读了《红楼梦》，结合过去读的小说，知道结婚之外尚有“爱情”。又从小说中知道：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但旧社会的道德势力太大了，认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要演悲剧。《红楼梦》《西厢记》就是实例。

参加革命之后，又把“爱情”抛到九霄云外了。回国之后，同伴纷纷找对象，我觉得可笑。少数同伴，结了婚的，回去将老婆带到上海；未结婚的回家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老婆带到上海来。我也曾动心，但一来没有钱去家乡带老婆，二来以为家乡的人会说我今做了官，只要老婆去享福，而不顾父亲和弟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我在武汉看见捉人，杀人，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被捉被杀的，于是写封信给父亲，告诉他以后不给他通信地址，又告诉他我随时会牺牲，家中的老婆任随改嫁。我写了这封信投入邮筒以后，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在同一年回到上海，我意外地找到了情投意合的爱人。第一次认识时就告诉她我家里结了婚，她并不嫌弃，我们相约为革命而牺牲。我三次入狱，她也陪我三次入狱。她一次与我同时出狱；两次先出狱，在狱外等待我出狱。最后一次，我名义上是“释放”了，事实上改劳改形式为严密管制。她陪伴我熬过七年的严密管制，到我完全恢复自由之后，只三个半月，她因心脏病死在我的怀抱中。

我以为我一九二八年再结婚时，我原先的配偶早已改嫁了。我在武汉写给父亲的最后的信之后，再未接到父亲的信，二弟的信也未提改嫁的事。直到上海解放之次年一个堂侄来上海考大学，这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见到亲人。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的第一个配偶的消息。他说：“已经根据你的信上所说改嫁了。”谢天谢地!以后知道：我第二次结婚，早于她的改嫁。

我在受管制的七年中收到她从家乡写来的二封信，我都给了我的爱人去看。她劝我设法寄点钱去，我那时仍是犯人哪里有钱寄呢?她又劝我回答那两封信，我也没有回信。

我的婚姻就是这样简单：先后有两个配偶，从来没有为恋爱而闹过风波。比起古人一生只有一个配偶，要复杂一些；但比起今人比起战友则是微不足道的。在同志朋友中间，我并不隐讳早在老家结了婚的事实，我认为恋爱而妨害政治是不好的，但恋爱是“私生活”，为恋爱事件而攻击本人的政治主张或做人品格也是无聊的。

可是，一九五二年托派案发生，一部分青年人要“被挽救”，而集中在“管训班”时，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揭发“反革命”罪行之外，还要求他们揭发领导人的“私生活”，大概以为青年人最爱听这种揭发，以为私生活可以判别好与坏的。我的三个堂侄也在管训班中，他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揭发私生活的人比揭发“反革命”的人更加踊跃。但管训班中“小组长”向管理人员汇报时，说郑超麟的私生活揭发不出来。管理人员于是作结论说：这种人更坏。

未入“管训班”，而在监狱服刑的，也曾喜欢揭发私生活，他们特别找那些同我接近的托派犯人来揭，这人于是揭我在家已经结了婚，又在外另找爱人，而且对爱人隐瞒在家结婚的事实。更有甚者，是家中老婆生的儿子来上海考大学，我则骗上海爱人说这是侄子。于是大家轰起来，指责我“不道德”。有人认为实在不应当同时有两个老婆，也有人认为同时有两个老婆还可以，但不应当欺骗现在的老婆。他们要我证实这个揭发。我只说：我的三个侄子来上海考大学时，都只二十几岁，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从没有回去，请问哪一个是我的儿子。

祖父和父亲的政治活动

我家的地主家庭地位决定了家长的政治倾向，这就是说，效忠于当时统治政权。他们切齿痛恨造反的“长毛”，也反对维新和革命。武昌起义之后，眼看帝制政权就要消灭了，我的祖父同少泉先生两人进去衙门看知县，少泉先生说几句攻击旧政权的话，知县生气，我的祖父就在旁边打圆场，说少泉先生年少气盛。

到了光复之后，政治活动可以公开，于是绅士之间的斗争，以前是暗中进行的，现在可以公开进行了。可是，我们那个小县，绅士之间的斗争一向表现为“族姓的斗争”。清朝末年是太常陈家和丁坂刘家的斗争，以陈春江为首的太常陈家重重打垮了丁坂刘家，但未消灭刘家的力量。辛亥革命前，以刘志和为首的丁坂刘家渐渐超出太常陈家。这中间，我的祖父不能说没有发生一点作用。我的祖父站在两种力量的中间，但偏向刘家。反之，我的父亲则倾向陈家。他少时在大夫家庭读书，同养奇先生、慎修先生、子丹先生、筱玉先生等人交了朋友，受这些人的影响，反对刘家。一九一三年，选举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时，两派斗争很激烈，刘家挂起共和党的旗帜，陈家挂起国民党的旗帜，刘家推少泉先生为省议会议员，陈家推慎修先生为省议会议员。不知怎样，两人都没有当选。以后选国会议员时，刘万里当选了。景黄先生是反对刘万里的，但他不能不投刘万里一票，他常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即是刘字。”由此可见，共和党和国民党之争是假的，丁坂刘和太常陈之争才是真的。

在这个斗争中，父亲不能不顺从祖父站在丁坂刘家方面，他因此获得“选举人”身份，赴漳州去投票选举议员。他不能不投刘家的票，此时，他心里一定很不愉快的。

中国的议会民主在我们那里，一开始就以旧时的族姓斗争方式来进行，使我当时和以后对于议会民主产生反感。这就为我后来读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文章时反对议会民主的言论打下了赞同的基础。这里说来话长，我就不必说下去了。

我出国后，漳平毕竟有进步。族姓斗争渐渐变化为其他地方所常见的形式。

族姓斗争中，丁坂刘已经击败了太常陈，但并未夺取了太常陈的最后阵地。义仓管理人的重要阵地，多年掌握在太常陈家之手，无法改变。可是，到陈瀛洲死后，刘志和终于夺取过来，交给黄作朋先生。这个最后胜利，同时结束了族姓斗争。陈寿山和刘云纪本来是依附于刘志和集团的，到此就分化出来，使斗争转变为刘志和与陈寿山的斗争，而太常陈家则为陈寿山助威。这场斗争变文斗为武斗，一直斗到解放的时候。这不是族姓斗争，由于刘云纪(景黄先生)是丁坂刘家，他为陈寿山摇鹅毛扇，此时那一个字(“刘”字)并不妨碍刘云纪帮助陈寿山。

我的中学生活

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

我是中学毕业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现在我说这话给人听时，往往有人反问我：“你是初中毕业后去的，还是高中毕业后去的?”我说：“我是四年制中学毕业后去的。”现在的人多不懂什么是“四年制中学”，我就要费口舌来解释。原来，在我读中学时，只有四年毕业的中学，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我毕业后第二年(一九二0年)，昆明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才决定中学六年毕业，开始分为“初”、“高”两级。久而久之，就无人知道清末民初曾经存在四年制中学了。

四年制怎样变为六年制呢?原来清末民初大学教育的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去考大学的，应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后才能升人本科。这两年预科是中等教育范围，昆明教育会议不过将此两年划还中等教育而已。这是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事。

我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想去考大学。本县一位教师纠正我说：“你要谦虚一点，不能说‘要去考大学’，只能说‘要去考大学预科’。”我出门后都是这样“谦虚”对人说。但在广州候船期间，在船上，到法国以后，发现并非如此，许多人都说：他们勤工俭学赚的钱要在法国考这个那个大学，不一定带“预科”二字。

我这样写是为的说明：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正如我受的初等教育是不完全的一样。

这四年中学生活，对我一生虽无甚大的影响，四年虽不及我从香港上船到马赛下船的这一个月时间对我影响那么大，但安知我这一个月的思想大转变不是以此四年所学积累起来的思想为基础呢?

我一九一四年底在本县县立小学丁班毕业，当时我的年龄只有十四岁，但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全班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在本县无中学可进，这并不奇怪，当时并非每县都有中学。福建省六十多个县，只有少数几个中学。我们附近，龙岩县有个中学，远一点，漳州有个师范，漳州只因有了师范，就没有中学了，除非有外国教会办的“浔源书院”。所以我们那里的小学毕业生，要升学的，不是去龙岩，就是去漳州。当然，也可以到福州去读法政学校，但需要很多钱。

我的同班毕业生，只有一人决定去漳州读师范，其余升学的都决定去龙岩读中学，因为费用毕竟比较少些。

我们是年底毕业的，龙岩中学次年暑假才招考新生。我及另外几个人，为的避免浪费学业，便在三牧第私塾读书。此时私塾不是刘岑仲先生教书，刘先生仍在县立小学教国文，私塾先生是陈霞阁(名步韩)。我在那里读半年书，什么都没有学到。一个比我更年少的同班毕业生倒学到很多知识，首先是做旧诗的知识。他的父亲不要他当年去考中学，要霞阁先生教他读旧诗，做旧诗，以及其他旧学知识。

一九一五年暑假期间，我们同班的小学毕业生共八人，动身走一百二十里路去龙岩考中学了。

漳平县和龙岩州

漳平县，清朝初年是漳州府的属县，不知道何时另立一个“龙岩直隶州”，直隶于省政府，地位同“府”一样，不过只管三个县：龙岩，漳平，宁洋。而一个府普通管辖六、七个县。“直隶州”州治设在龙岩，因此称为“龙岩州”。诉讼，漳平本县一审不能判决的，就到龙岩州去审判；再不能判决的，再到福州省城去。朝廷派来的学院(宗师)只按临龙岩州，三年一次，考拔三县的新科秀才，同时复考旧科秀才。所以漳平县的“童生”都要去龙岩州考秀才，漳平县秀才每三年一次也要去州复考，考得不好，重则开革，轻则斥责。为此原故，龙岩的人对于两个属县(漳平、宁洋)就有优越感。一般人对于属县不说“我们龙岩人”，而说我们“州里人”。龙岩州的知识分子、绅士，也看不起漳平县的知识分子、绅土，认为漳平文化特别落后。漳平县的知识分子对此普遍抱有反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长久积累下来的。他们除每隔三年在龙岩有所接触之外，每次乡试或别的考试在福州也有接触。

这种反感也感染了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即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毕业的学生。

全国各府的首县对于属县似乎都有优越感，但不见得有龙岩州对于漳平县那样的紧张。(似乎安庆府是例外。怀宁是首县，桐城是属县，但一般人通称“桐怀”，不称“怀桐”。)

可是我们仍旧要去龙岩考中学。

我们居住在校舍内。这是龙岩中学原始的校舍，进东门后不久就到了。校舍并不大，当时学生也不多，只有丙丁戊三班，似乎是旧时一个书院或别的什么机关改造的。我们只考国文、算术、英文三科。考完，我们还有一整天去郊外游名胜龙岩洞。出南门，过浮桥，走不远的路就到了一个山下，那里，山根上有个开放式的大洞，洞内可以站百把人，洞顶有裂缝，成带状，时时有水渗出。这条裂缝便被视为“龙”，这座山是岩石组成的，故名“龙岩”，县名就是由此而来的。福建这一带不属于卡斯特地貌，没有或很少出现溶洞如桂林附近，所以这个平淡无奇的溶洞便为人所珍视了。洞口平地建立了一座房子，有人主持，游人可以在房内休息，喝茶。次日，我们便回漳平去，等候“发榜”了。来时，上水，走旱路，三天才到；回时，下水，坐船，当日黄昏就到漳平城下。

等候了不长时间，就“发榜”了。学校寄来通知：八个漳平考生中只有我一人录取入学，其余七人都“榜上无名”。于是，漳平绅士大哗，以为龙岩人有意以此来显示漳平县小学教育多么落后：八个毕业生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只有一人能录取!大家都破口大骂龙岩人，以致我这个惟一被录取的学生竟被人冷落了。在纷纷议论之中，有人说：我们漳平县自己办一个中学吧，免得受龙岩人的气。这是一种气话，说的人并未想到当时绝没有这种可能。但也有一些人认真考虑起来：经费哪里来? 学生哪里来?教员哪里来?说到教员，也有人估计英文、数学找谁来教，但物理和化学是找不出教的人的。我的父亲就冲口而出说：“找养奇鬼去教。养奇有什么学不会的!”当时，连什么叫做“物理”、“化学”也没有人知道!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这个建议。由此，可以知道他当时如何看重他的好友养奇先生，以及当时养奇先生在漳平旧知识分子中如何受人尊敬。但现在想起来，无论养奇先生怎样聪明，要他一面学习，一面教物理、化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龙岩，甚至也只有郭庆光一人教中学四个年级的物理课、化学课、几何课、三角课。我在那里四年中未见第二人教这四门课。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一心扑在教书上，在县里没有政治地位，家中又清寒，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一年，解放后，我的两个堂侄在龙岩高中毕业后来上海考大学，我问他们：谁教你们物理、化学?他们说：郭庆光。于是引起我的无限回忆。

一方面，漳平八个考生有七个未被录取；他方面，龙岩中学招收己班学生数额未满(或者是这一班可以扩大学生名额)。不知道两县的绅士是否有幕后接触，到了要开学时，中学忽然来信通知那七个未被录取的学生，同我一个已被录取的学生，一同去龙岩，他们可以补考。似乎有暗示：“补考”不过“形式”而已，因为他们都把行李带去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①

① 去龙岩考中学的八个小学毕业生是：刘子明、刘仲衡、刘奎光、刘清秋、陈祖诒、林乃光、郑雅中、郑超麟。

我们八个新生，连同戊班的四个漳平学生一路上去龙岩上中学。

龙岩中学的早期沿革

一九九四年元旦，一位同乡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本《福建龙岩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特刊》，一九九三年出版，印装得很精美，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文字最长的，是一篇《学校概况》。

校庆是十一月一日。原来，我出生之后不过二年，即一九0三年这个中学就诞生了。

这本《校庆特刊》同我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半盲人了，书中图片只有模糊影子；文字则只能用放大镜看大题目，自然，可以请人读给我听，但要请人读的书又很多，怕轮不到这本特刊了。

送我这本特刊的朋友，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我问他你读书时校舍在哪里?他说：在“虎岭山头”。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是在我从前读书的地方呢?②

② “虎岭山头”应作“虎岭松涛”，那是龙岩八景之一。有一个山岗从城西北伸入城内，山岗上有松树也有房屋。龙岩最早的小学模范小学(原名权兴小学)就设在那里。口语将“松涛”化为“山头”，但《校庆特刊》那篇《简介》也说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虎岭山头”，好像不知道原有的校舍在旧时试院内。

我还是写我的回忆吧!

龙岩中学的原始校舍靠近东门，即是我们入学考试时考场和食宿的所在地。我相信，一九0三年初成立时也就是这个校舍。甲班学生就是在这里上课和食宿，那时还是“龙岩直隶州”，这个中学是“直隶州”的中学，因此也招收属县的学生。我认识一个漳平人刘凤鸣便曾在甲班读过书，但未读到毕业。甲班毕业的学生可考的，有个龙岩万安区人，忘其姓名，中学毕业后曾去福州读法政，辛亥革命后做了某县一任知事，后被聘来中学教书。又有一人，也不是城区人，中学毕业后不知怎样在广东南方政府底下做一个官，一九一九年陈炯明军队攻人福建，在龙岩活动，名片上印着“大元帅府科员，总司令部委员。”不久便因贪污免职，此人名陈经(或陈纬)。

乙班，毫无痕迹可考，似乎辛亥革命前就已毕业或停学了的。

我一九一五年上学时，丙班尚未毕业，我同其中几个人交了朋友，他们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上学的，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曾经停办。如果一年一班照常办下去，则一九一二年上学的一班应当是癸班了。

辛亥革命后，这个中学就是龙岩一县的中学了，所以丙班和丁班都没有属县的学生。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中学地位突然有很大的变动，由一县的中学变为闽西几个县的中学，不仅到漳平招生，而且到永定、上杭等过去属汀州府管辖的几个县去招生。龙岩县无形中不仅恢复了过去“直隶州”的地位，而且担当了过去“汀州府”的地位，即现在的专区首县的地位。当时传说，要成立“汀漳道”，道尹驻龙岩，已在城内择地，建筑“道公署”了，但未实现。

中学先行一步。原始校舍太小了，“直隶州”的试院全部拨给中学做校舍。试院的规模很大，比漳平县的大得多，但做校舍，必须重建，于是大兴土木。建校舍需要钱，于是实行募捐，主要向华侨募捐，龙岩华侨很多，发财的也不少，此外还向本地富户募捐。

一九一五年我进中学时，其实是进了这样一个改变了地位的中学。原始校舍已经不能容纳我们新招一班了，新校舍正在开始建筑。我们这一班在“明伦堂”上课，但食宿在试院最后两进没有拆掉的旧房屋里，戊班学生同我们食宿在一起。

试院前面都是考秀才用的“坐号”。这种“坐号”到处是一样，考举人的“坐号”也差不多。《儒林外史》写周进坐着痛哭的，就是这样一个“坐号”。我读小学时，漳平县的“坐号”尚未拆除，是一县童生“坐”的，龙岩试院的“坐号”则是三县童生坐的，当然大了好多倍。新校舍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地基上建立的。

最后两进以后也没拆除，现在则做我们的宿舍。我们住在最后一进的两个正房内，那是学院大人按临时住的地方。倒数两进是个楼房，楼上楼下都是统间，那是学院大人的随员办公的地方。现在楼下住人，楼上作我们晚上自修的教室。

我们早上去明伦堂上课，晚上回试院住宿，出入试院大门时都要经过繁忙的建筑工地。我们只见五六处脚手架林立，看不到建筑什么，我们学生也不知道建筑的计划和进度，因之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新校舍。寒假到了，漳平县学生都回家过年。次年，一九一六年开学时，我们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脚手架都拆除了，屹立着大门内那座长条型的宿舍大楼以及其他的建筑。我们就不再住最后一进的学院大人居住的上房了，我们都住在新建成的宿舍大楼。我们也不去明伦堂上课了，己班的课堂自始就设在大门左边新食堂隔邻。

当时尚未宣布新校舍建成，已经利用部分建成的校舍了。

大约在这一年，龙岩中学被宣布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获得省财政的支持。①

① 福建省教育厅，把龙岩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同时也推荐三个中学教员来此任教。以前教书的都是龙岩本地人，从此也有外地人了。三个教员是：马毓刚教国语，刘松涛教体育，李厚祺教国文。马毓刚是满洲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刘松涛的课龙岩没有人能教，但为什么派国文教员来呢?据说，教育厅的人问魏校长：贵校还缺少什么教员?魏校长不愿意接受更多推荐，便回答：国文教员有点不够。魏校长意思是：我们自己可以聘请本地人。但教育厅仍派了人来。

从此，到我一九一九年毕业离开后，这个中学就不是龙岩一县的中学，而是闽西七县的共同中学，校舍就是这个由试院改建的新校舍。

一九九四年元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校舍放弃了，另在虎岭山头建筑新的校舍。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大概已经很久了，同我谈话的朋友似乎不知道有这个试院校舍。

承认漳平县落后，但仍不服气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来龙岩上中学的，这反感自然是从漳平县知识分子、绅士方面传染而来。但我暗中下了决心，亲自看看漳平县是否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

我看见龙岩的平地比漳平多得多，因之可耕地也多得多，户口也多得多，财富也多得多，连带着，读书人也就多得多，文化上比较进步，也就不稀奇。但进步多远呢?上课不久，我就从一件事发现了：漳平县的文化确实落后很远。

上国文课时，我发现龙岩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部《古文辞类纂》，教师每次都是从《古文辞类纂》中选择一篇，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大惑不解，我们从漳平县来的学生，没有一人带有此书。我在漳平，在同学中，以及老先生的教书和谈话中从未发现有此书。一般读书人家，藏有古文最多的，是林云铭编的《古文析义》，老先生教我们古文时都是从此书中选出的。因此，我的私塾同学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部书(我在我的父亲的书架上找不到此书，只找到一本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大概是我的父亲某次去福州乡试时买来的)。当时漳平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知道有《古文辞类纂》这部书。甚至没有人知道古文中有一个“桐城派”。于是，我认识到，不要说别的，就在学习古文这一点上，漳平有名的老先生比起龙岩的老先生来，至少要落后半个世纪!

由此作出结论，应当是：我们既然远远落后，就不要埋怨人家轻视，至于人家不谦虚，态度不好，那是人家的事情。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承认了漳平人文化落后，但对龙岩人的轻视仍旧不服气。

有两件事情，表示我的不服气。

一件是一九一六年中学募捐扩大规模，派人去漳平向富户募捐，派的是龙岩县非常重要的人物——苏寿乔，他坐轿子来到漳平县，住在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招待他，帮他去联系富户。苏寿乔住了几天，出了不少力气，结果只募到五十元大洋，太常陈家的族产“紫云书院”的管理人陈璇玑以“紫云书院”的名义提供的。五十元大洋恐怕还不够苏寿乔来往的轿费。校长魏梦云大发雷霆将戊己二班的漳平学生都找了去，连训带骂说了一阵话，我也在场，当时我暗中得意：这就是漳平绅士对龙岩绅士的报复!我可能将这种得意心情向同乡同学透露过。

另一件则是至今为止只藏在我自己的心里，未曾向人说的。那就是后来我在旧书上或杂志上看见有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龚定庵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看不起桐城派。我匆忙上街去，从书店买到了一部国学扶轮社版的《龚定庵全集》读起来。我心里想：你们龙岩人学桐城派的古文是很进步的了，我现在学龚定庵古文比你们更进步!当时，同学中确实没有第二人买《龚定庵全集》的。我把这部书带到外国去，以后又带回来，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军队占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时，我的随身衣物来不及带出，这部《龚定庵全集》就这样丢失了。但这件不服气的事情，以及漳平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的话，都未曾与人说过。

总之，我是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县读中学的，读了四年毕业以后，仍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离开了龙岩。

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师

现在应当说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了。

一九一五年第一学期，新招的己班学生是在明伦堂上课的。当时，我们的学监是连天锡先生(字哲居，亦可写为拙居)。他是清代的秀才，我在漳平县未曾听人说起他，但常常听人说起他的父亲连鸿佐，那是有名的文人。他有一个弟弟名连天麟，也是本班一个教员，后来去北京应文官考试，在什么部里做一个小官。

连天锡先生对待学生很严厉，后来在新校舍中晚间上自修课时，一个永定学生在黑板上写“专制魔王”四个大字，连天锡先生来点名，看了大发雷霆，在讲台上训了好久的话。

他同时也是我们本班的国文教师，教我们读古文，出作文题，批改我们每人的作文。

开学后不久就过中秋节，连先生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中秋玩月记》。我也杂凑了一篇交上去。几日以后同班的人的作文卷子都批改下来了，我没有收到卷子。我去问他，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的文章要‘挂出来’。”不久，果然“挂出来”了，许多同学走去看，也有人去抄。我听人说过，有些学校，学生作文好，教师要 “挂出来”给大家看的。漳平县小学无此制度，我以为这是龙岩中学的制度，每期作文都有的，于是，我以后作文更多用力去作。但未见再“挂出来”，同班乃至全校，也不见有别人“挂出来”。这一次例外久，我至今不能理解。

连天锡先生室内案头上有一本手抄的诗集，《留删诗集》。我有一次，趁别人说话时翻阅一下，原来是连先生自己作的诗集，第一页引古人诗句：“诗为留删尽数抄”，这是表明谦虚的。意思说：自己作的诗，不分好坏，都抄起来，留待将来删去作为定本。后面的诗，我就来不及看了。由此，我知道连先生是一位诗人。漳平县的秀才会作诗的人不少，例如陈霞阁先生，但未见他们抄了诗集，也未见漳平秀才写过一首诗。

连先生的儿子连寿庚也在我们班内读书，年纪比我更小，同我谈得来，毕业后同我相约去北京考大学，在上海等待我一路北上。他到上海给了我一信，可惜，我筹不到路费去北京了。

我自学数学

上学，向书店买了一套第一年级用的教科书，在寝室翻阅起来。

中学第一年级教的数学仍旧是“算术”，内容同小学学的一样，可能增加一项“开方”，不过是系统化的，由浅人深，各项都有理论的说明。由此项到彼项的过渡说明得更多。我在小学，算术最好，因之算术中各项的次序和相互联系在我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了体系，无需要说明。这个课我可以不必学了，学习的时间可以用到别处。

戊班的同乡学生，此时是第二学年了，他们各买了一套第二学年的教科书。我去看看他们的数学课学的什么?原来是“代数”。我听人说过，学了算术之后要学代数，但不知道什么是“代数”。我急忙借了“代数”教科书来看，发现我完全能够看懂。于是看下去，遇着书中的“习题”也去试做，居然做得出来。于是，在不妨碍正课的情况下，就借他们的书学起来，把规定一年学完的代数，我用很短时间就学完了。戊班同乡学生学代数不懂时反来问我，我完全能够回答他们的疑问。

次年，我自己班上学期考试时，先生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四则”问题。这问题，用算术方法做很麻烦，我干脆用代数方法去做。听说，记分时先生很为难：答数是对的，但这是算术题，应当用算术方法去做。结果，林维桢先生还是给我分数。

也就在这一学年中，我学会代数之后，就向第三学年的学生借几何教科书来看，这没有代数那么容易。首先，我不理解几何学为什么归入“数学”呢?其中所言，与 “数”无关，说来说去都是“形”。我不明白学了这些“形”有什么用处?但学下去渐渐生出兴趣来，我渐渐明白：这里学的，既不是“数”，也不是“形”，这里学的是“思维”，是教人怎样去思想。当时，我听人说，进大学要学“论理学”(这是日本人的译名，后来中国人译为“逻辑”或“形式逻辑”)，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其实，几何学就是“论理学”，我在中学已经学了“论理学”，这是我在四年中学中最大的收获。那时，我已经能够看出：同学平时说的话有许多是“不通” 的，甚至于看出《孟子》《韩昌黎全集》等圣贤书也有好多是“不通”的。

学习第四年级的薄薄一本《平三角大意》，那就很轻松了。这里，只有一种“比率”，即是几何中不见了的数，在《三角》中又出现了，而且形和数结合在一起。

我知道，学完三角，就要学“微积分”，那是属于“高等数学”范围，大学才教的，但这点也难不住我。我向平素有往来的同学去借微积分书，他们没有。我相信平素不往来的中学同学中也不会有微积分的书借给我的。一个龙岩同学告诉我：他听说龙岩远郊某乡村有一个读书人喜欢数学，买了许多数学书来藏在家中。这话即使属实，我也不会去借。

一个对数学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的少年，只因借不到数学书，而被扼杀了。以后几十年，我也曾利用业余时间去摸高等数学。上海沦陷期间也曾翻译一本《高等算学入门》，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微不足道的。

我“躐等”学习数学，是用业余时间的，即别人用来闲谈、下棋、操场锻炼身体的时间。学会之后，我就丢开了，可能在考试时温习一下。中学生，用于数学的时间，一般是很多的。不妨说比其他课程都更多些，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用于别处了。

我的第二个国文教师

我的第一学年下学期，即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连天锡先生只做我们的学监，不兼教我们班的国文了。新来的国文教员，名黄祥墀，字宝枢，一个衰弱的中年人，背有点驼，上课时口才没有连天锡先生好，对待学生也没有连天锡那样严厉。一次上作文课时，他不坐在讲台上，却拿一把椅子坐在课堂边，专心看一本杂志。我的座位离他不远，我偷看那本杂志的封面，原来是《小说界》，中华书局出版的。

连天锡先生，我们从未听人说过，但早知道他的父亲连鸿佐的文名。名父无弱子，他的学问一定是好的。但黄祥墀——我完全不知道。我问同班连寿庚(他是连天锡先生的儿子)，连寿庚说：“黄祥墀的国文很好，在福州读书时，作文卷子批过一百分。”直到今天，关于黄祥墀先生，我也只知道连寿庚这几句话。

开学后，第一次作文，我照常凑了一篇交上去，不久批改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第二次作文时，我也凑了一篇交上去。但未等批改下来，我的父亲派人来叫我立即回家，因为母亲病重。次日我就随来人回家了。他来时，到了中学，太阳未落山。我也是想赶到家里过夜的，谁知走了八九十里，我就累了，不得不在附近一个村庄，有亲戚关系的农民家中住下来，这也是父亲的安排。

次日上午到家。母亲看见我一欢喜，病情就减轻了，没有什么危险，我过了几天，又回中学来了。母亲挨到本年暑假才去世。

同学们交还我他们代领的黄先生批改的作文卷子。我看见改的不多，但文后批了十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笔老气苍，恐非出自心裁。”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小小十五六岁的孩子，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抄别人的!”我心里不高兴：分明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说我抄别人的!我想拿去同他讲理。同学们劝我：算了!以后几次作文，他没有批过类似的话。到了初夏，全县开学生运动会，各小学都组队参加。中学班不参加，那几日也不上课。我去运动会参观，经过一处临时用竹篾搭的房子，黄先生看见我经过，喊住我，说在这里主持“快报”，发生什么事，立即编成新闻，油印散发。他要我帮他采访几条新闻。我忘记是否帮他采访，但他补充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你的新闻一定写得好的。”他这句话等于说：“你那篇文章确是‘出自心裁’，不是抄别人的。”我的气到此就消了。

以后作文，出的题目是《定孔教为国教论》。我知道当时康有为提出这个建议，报纸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凑了一篇文章，竭力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作文尚未批改下来，一天，黄先生在操场遇到我，拉我同他兜圈子，他说：“你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结论不对。孔子的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孔子的学说不能定为国教的。”由此，我知道，他的思想是属于“左倾”方面的，而我当时则是站在遗老遗少一边。

黄先生以后同我还有几次接触，经过忘记了，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话总是很简单的，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很好的。

一九一九年，我毕业后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漳州，那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漳州。龙岩人，主要是我们中学的教员，有许多人在陈炯明设立的机关做事。高等法院院长就是郑丰稔，一个庭长是章友文，一个法官是连天锡，黄祥墀也在那里。我去看了黄祥墀，也去看了连天锡。

我还有第三个国文教员，那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姓魏，忘其名，据说是魏校长的教师，不会说普通话，用龙岩本地话上课，我们漳平人听得懂，说客家话的学生就听不懂了。我未曾同这位老先生有什么接触。

无书可读

数学既不占用我的时间，我便除了读书之外无事可做了。不仅数学课，所有讲课我都不听。身体在课堂上，思想早已开了“小差”。或者是教科书底下藏着另一本书，或者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我敢这样做，同这个学校采用的考试制度有关。每学期期末宣布停课考试，一般是两天自己复习，一天考试。考试时总是一门主课配合一门或两门闲课，如图画、音乐之类。闲课是不要复习的。一门主课，全学期学的内容，我有两天复习，开夜车紧张地复习，就够应付了。八个学期中惟有生理学 (即人体的科学)一门主课没有六十分及格，我也是这样对付英文。我当时想，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先生出的考题都未越出教科书以外。反之，音乐、图书、体操、手工等不需要复习的课程，我常常考不及格。这些课程的分数都是同那些主课的分数平均计算的。

这种考试制度不好。因为紧张复习了两天，应付一次考试，考试过后便把复习所得忘记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有恃无恐，我不仅课外看“闲书”，上课时也看“闲书”，先后几次被讲台上的先生发现了。他悄悄地走了过来，拿开上面的教科书。记得有一次，下面垫着的是一本《汉书》。有些先生训斥了几句，有些先生一言不发走开了。

这时，我对于白话旧小说已没有什么兴趣。记得进中学后，发现有一书店，首先就买了一部石印小字《红楼梦》，那是在漳平县借不到的。又向同学借阅了石印的《儒林外史》，那也是漳平县借不到的。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文言笔记上来，且进而转到正史上来。我忍痛买了一套《前四史》。只要是线装的书，可以从有来往的同学中借到的，我都要借来看。至于当代出版的铅印书，有时我也借来看。那就叫做“看书”，不很仔细，看过就算了。我所谓“读书”，就是读古书。有来往的同学身边有的古书，我都借来读了，以后借不到古书，我说的“无书可读”，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同学告诉我：“本校要设图书馆了，有一个房间堆满了书，校方要派人去整理，整理好了就可以开放。”这是好消息，那时我就有书可读了。但是直至我毕业，本校还没有图书馆的影子。

那时龙岩街上，除了一些专门书店之外，还有文具店、布店或南货店，也卖上海出版的新书。那里卖的都是铅印的新式装订的书。那是几个朋友临时凑一笔钱去厦门或上海进货之便买一批书回来的，其中主要是一些文言小说和文学杂志一类的书，销路颇好，合乎当时中学生的胃口。后来的文学史家称这一流派的文学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我则称之为“玉梨魂派”，因为其中最有名的小说是常熟人徐枕亚写的《玉梨魂》。我有一个时候也沉溺其中，买了好几本这类小说和杂志，寒暑假带回家中，父辈文人抢着看(中学的同学是不看的)。

在四年的中学生活中，我感觉孤独，交不上朋友。别人下了课之后，便三五成群聊起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我听着乏味。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乏味的。我干脆不说话，或者跟着他们胡乱说几句。人家就觉得我这个人“孤僻”、“不合群”。

我没有朋友，但也没有仇敌。世界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中学似乎没有我这个学生。我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人家一眼便可看出我是破落户地主家庭的子弟。那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受轻视的。

中学四年八个学期中，我只有一个学期考得第三名，下学期开学就可以免交学费了。毕业考试时，我得到第五名。

因为古书读得多了，我的思想是守旧的，总是认为中国古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看不起新的东西。这样的顽固思想，很难得潜移默化，非有陈独秀那样“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猛药去攻，是攻不破的。①

① 关于我在从香港至马赛的轮船上如何接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致使思想大转变的事情，见《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章。

娱 乐

但我也不是那种清教徒，拒绝一切娱乐。

第一是看戏。我和父亲都是“戏迷”。我们那里，看戏不用买票，空地上搭了一座戏台，任随人去看。付给戏班的钱是寺庙的公产，大姓的族户，商店的临时集资，村庄的集资，秋收后的迎神赛佛等等。有时无缘无故在城隍庙固定的戏台上连演好几天的戏。演戏能够吸引郊区和乡村的人进城观看，使市面热闹起来，商人集资并不亏本。

我们那里演的戏绝大多数是潮州汉戏。说的是普通话，即京戏中那种说白的话，不管本地人听不听懂。有时有“饶平班”来演戏，那是用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说白了，我们都不欢迎。

我和父亲夜里看戏，往往看到散场才肯回家。一次，我们在城上适逢城下“大帝爷宫”演戏，只看到后台不见前台。我从演员的服装和道具看出演的是“大登殿”，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逢人便说我对于戏文比他熟悉。

潮州戏的中心在潮州府，正似京戏的中心在北京一样。那里的戏班演技最好，当时称为“四大班”，漳平人从来看的都是闽西几县说客家话的人组织的戏班，他们学习“四大班”而未登堂人室的。漳平的戏迷看了不过瘾，他们都希望有天能看到“四大班”。可是，从来“四大班”未在漳平演过，因为漳平太穷，请不来这些戏班，倒是龙岩请来几次其中的某一班。此时，有钱又有闲的漳平戏迷就去龙岩过瘾了。他们回来，就要议论这个演员唱得怎么好，那个演员做的怎么好。最好的是一个唱黑头的演员，叫做“阿胶”的。

一九一五年秋天，即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恰逢龙岩人请了潮州“四大班”某一班来演戏，我的父亲特来龙岩看戏，也来看我，住在中学内。我们白天夜里到城外看戏，戏台在南门外宽阔的沙滩上，面对城墙，台下可容纳许多人站立。我们没有看到散场，但回城时，已经很迟了。我不懂得唱工、做工。我不明白“四大班”好在哪里，还不是同我在漳平看见的那些班子一样?不过从此可以向人夸耀说：“我看过四大班。”

新校舍建成，住了人，上了课以后好久，学校才庆祝落成，那又是一番热闹。同乡同学在此放假的机会，都回漳平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学校看热闹。学校也从潮州请了戏班，在操场搭台演戏，校外的人都可以进来看，但看的人不如南门外演戏时那样多。有人说这是“四大班”，有人说不是。

似乎龙岩每年在城隍庙或其他地址演戏，不如漳平那样多，我们也不能随便出来看戏。

此后，我的看戏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第二是游山玩水。春秋佳日，我喜欢郊游，有时同别人一道去，有时独自去。

龙岩的山，同漳平一样，也没有什么可游的。那个“龙岩”，我以后还去看了一次，觉得没有意思，倒是东南方的白云山好玩些。山半腰有一小片平地，别处都用来建筑佛寺或道观，惟独此处建立的是一座私人住宅。那是城里苏家的产业。苏家是世代富家，据说以前家里还养了一个戏班。我想，这座山腰住宅是苏家的别墅，城里住厌了到山上住一段时候，换换空气。平时有人在那里看守。一次苏寿香(他就是当时的家长)招待我们中学生去那里玩，站在门外，俯瞰全城，尽收眼底。我们在那里休息、喝茶，也有人由此攀登山顶。

龙岩城下的溪水是九龙江四大支流之一，比漳平城下的溪水小得多。南门外浮桥以上便不通舟楫。有时，我同几个同学到上游溪水浅的地方，芦苇丛生很幽静之处去玩，我想起了柳宗元那几篇山水游记。似乎曾在那里拍了一个集体照。

龙岩出西门，就是一个大村庄，宽阔的平地，走了很远才看见一个山冈，导游的同学告诉我：辛亥革命那年有一群土匪盘踞在这山岗上，扬言要攻城，于是商人和富家派代表来此地同土匪谈判*

有时，我一个人在城里大街小巷漫无目的，一面走一面看。那里的房屋比漳平城内的好，而且多。我在辛亥革命那年，不上学，整天在漳平城内大街小巷串游，一条街有几条巷，哪几条巷可以通往别处，哪条巷则没有出路，我都熟悉。但龙岩城里的街巷，我就没有这样熟了。

第三是打麻将。学校是禁睹的，打麻将也在禁止之列。但不知怎样，学生们并不害怕，有几个人家招待学生打麻将。我常去南门外浮桥那边的一个大村里，这个人家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蔼可亲，去那里同走亲戚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碰到中饭或晚饭，他端出饭菜，我们就吃，也不付饭钱。也可以住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过夜。

屋子并不大，一个大厅，两个正房，只右边有辅屋，辅屋里有一个小客厅，我们都在那里活动。

听说，有时有人在那里推牌九、押宝。打麻将介于博弈之间，即既是赌钱，又是下棋。赌钱全凭运气，下棋则斗智慧，打麻将兼而有之。

我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俱乐部，散散心的，但也非每星期日必去，输赢不大。

学 潮

以上几节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关于我个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回头说说当时我的求学环境罢，尤其要说说当时特有的事情，习惯和制度，为今人所罕见或不知道的。

上面说过，我带着漳平文化是否比龙岩落后，落后多少这个问题去龙岩上中学的。我只凭漳平的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这件事便明白漳平文化确实落后，而且落后很远。上学不久我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足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我还发现了很多，不妨再说几件。

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上课不久，中学就发生了学潮，即全校学生罢课，反对学校当局。我们新招的己班学生也参加罢课。

我在漳平也曾听人说，现在学校难办，有时学生闹事，罢课，反对校长和学校当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非要校长答应不可。这话，我只当海外奇谈。学生怎么能反对先生呢!“天地君亲师”——老师同皇帝和父母一样，是不能反对的。我读小学时，有些学生对于校长刘志和，国文教师刘岑仲有意见，但也只能私下嘀咕，当面还是很恭敬的。我不能想像怎么能闹起学潮。可是到龙岩上课不久，学潮就发生了，我也参加其中了。

这件事也可以证明，龙岩文化高于漳平文化。

学潮是丙班发起的，丙班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入学，此时是四年级，即毕业班。丙班和丁班都只有龙岩本县的学生，因为“直隶州”已经不存在了。丙班有个学生渊，一个清瘦的书生，国文在全班中最好，在全校中也是最好的，不知为什么被魏校长开除了。全班学生反对开除渊，并串联丁班、戊班，以及我们新入学的己班一起罢课反对。各班学生分别在校外集会，表决参加。我们己班借一个祠堂集会，带头人是陈性清，他有群众领袖的风度，善于鼓动，结果一致同意罢课。有一次，学生群众和学校当局面对面讲理，中间隔一张桌子。我为好奇心，同各班学生的带头人一起站在最前排。我在漳平看热闹时总是站在众人前面的。学生和先生，双方由讲理到对骂，拍桌子，但未打架。如此有两次或三次。后来双方妥协了，魏校长收回开除的成命，不处分罢课的学生；学生则停止罢课，回到中学。魏校长同我关系开始不好，似乎同我在此次罢课中站在最前排有关系。

此次究竟为什么事情罢课(渊开除不过是导火线)，罢课是怎样妥协告终的，我至今仍不明白。带头闹事的，并不是渊，而是丙班一个名叫邓子恢的学生。大家事后都议论起这件事。我似乎听人说，此事背后是两派绅士之间的斗争，邓子恢的父亲也是一个绅士。

一九一六年新招的一班说客家话的学生也发动了一次学潮，但别的班没有响应，失败了。为首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为什么事情，我当时就不清楚。发动一次学潮也是不容易的事。以后直到我毕业没有学潮发生。

绅权和政权

一九一五年暑假后，我来龙岩上中学的时候，在龙岩街上还看到反对“五七”和“五九”的标语，已经陈旧了，但尚未洗去。“五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的日子，“五九”则是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我从报纸上知道，也听我的父亲的朋友说过，报纸还号召人民起来开展示威，反对日本。漳平没有任何举动，我由标语想到龙岩是开了会的。此事也说明漳平在文化上远落于龙岩之后。

这种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日本的，骨子里倒是反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南方民主派统治下，县知事是支持这种运动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县知事则不支持，甚至禁止。龙岩县绅士倾向民主派，因之同县知事对立，这也是龙岩比漳平进步的地方。漳平县绅士，在县知事面前只有唯唯诺诺。我上中学不久便陪伴同乡同学去龙岩县粮局取回县政权浮收的钱粮。钱不多，但意义重大。他是受一位亲戚的委托去收退回的钱的。他说：龙岩县绅士向上级告了知事浮收钱粮，上级调查属实，勒令退还。漳平县决不会发生此事。

第一学期结束，寒假回家过年忽闻街上传说：龙岩县逮捕了几十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作文卷子写了反对政府的言论。我想起了放假前最后一次(或另一次)作文卷子未曾批改发还。过年之后，乡下一个亲戚来我家看见我，他说，他的乡村传说，龙岩派兵坐船来漳平，把我捉到龙岩去了。我的父亲恐慌起来，问我作文卷子上写了什么。我记得，此次作文题目是议论一件时事，我不过将先生上课发表议论的话，写几句在作文卷子上而已，我自己并不恐慌。这种议论犯了什么罪呢?结果平安无事。寒假后上学，才知道捉人是谣传。但我这一班的作文卷子被衙门内一个职员从门房偷去，送给知事，则是事实。这年初夏，我们已住在新建成校舍内了。一天，我看见一个陌生人，约三十几年纪，愁容满面，走来走去。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把作文卷子偷去送给知事的，现在捉了来关在这里，不准他走出校门。下午，杜连如来了，在会客室中坐着，叫这人来，很严厉地用龙岩话训斥这人，一面训斥，一面用木戒尺重重打他手心，不知打了多少下。这人丝毫不敢反抗。原来这人是本县最有名的，设立最早的模范小学毕业的学生，而杜连如是模范小学的校长。打手心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教师对学生的体罚。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了结的。

杜连如是中学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校长魏梦云)。我常常看见魏校长同他，二人在校内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中学有什么大事，魏校长总要同他商量。我从未见其他教员同校长那样谈话。在全县的绅士中间，究竟是魏梦云大，还是杜连如大，则不得而知。

就是这几个人掌握着绅权同知事斗争的。这些绅士倾向民主派，限制官吏滥用职权，为人民争回某些利益，但又不至于同官吏扯破面皮公开斗争。

绅士内部也有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辛亥革命之后，龙岩绅士也大换班，旧派绅士让位于新派绅士。

据那本《校庆特刊》记载，魏梦云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担任中学校长职位的。在此以前，校长是杜翰生。似乎他是前朝的翰林，我少时就知道杜翰生是龙岩县最大的绅士。以杜翰生为代表的旧派绅士辛亥革命以后失势，而以魏梦云为代表的新派绅士代之而起。中学校长就是绅士的魁首。他把有地位的新派绅士都聘请来当教员，以表示大团结。连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人也不例外。一个是郑丰稔(笔山)，民国初年福建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就是苏寿乔，在福建省官场中担任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两人都教课，自然是挂名的。

龙岩县，绅权和政权的斗争，对于人民是有利的，绅权倾民主派，能限制政权方面为所欲为，但对于劳动人民，则绅权仍是反动的。一九二六——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其斗争对象正是绅权而非政权。农民杀了叶德辉、晏容秋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劣绅”，即绅权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遇见几个福建同乡，其中也有龙岩人，他们告诉我：郑笔山是龙岩土豪劣绅的头子。近年接触到大革命时代我们那几县的斗争史料，发现蒋介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龙岩那些绅士头子主谋屠杀共产党员。

绅士的子弟也在中学读书，他们是否在同学中有特殊地位，则随人而异。魏梦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子名魏应乾，在丙班读书。他在班内是孤立的，邓子恢等人把对魏梦云的不满发泄在魏应乾身上。丙班毕业后，有五六个学生，邓子恢和魏应乾在内，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斗争。事情闹到警察局去，以致魏应乾退学回家。详情我说不清楚。

苏寿乔的儿子苏福畴，与我同龄，又与我同在己班，则情形不同，他成为班内出头露角的学生之一。有几个学生奉承他。他同我同班四年，我们未曾交谈过一句话。他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属县的人，视我们为“乡下人”。龙岩本地学生也有看不起，时常在背后用尖酸刻薄的口吻嘲笑这个，讽刺那个，但他考试的名次并不高。那里有一很好习惯，教师并不因学生是本县大绅士的子弟而在试卷上多批几分。

其他绅士的子弟在中学读书的，既不打击，也不奉承。例如，杜连如的儿子也曾与我同班，后因考试不及格，降了一班。

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后，大家散了，我去了法国。我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同外县同学见面了。想不到，十年之后，一九二九年，我又能够同苏福畴见了一面。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第一次被国民党逮捕，那是因为同居一幢房子的同志的连累而被捕的。我用的是假名：王绳祖。外面正在营救，有希望保释。一天，在看守所得到通知：军法官来查看守所，大家回到各自房间去。我回房间去了。据老犯人说，军法官从来不查看守所的。听到开铁门的响声，我探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进来的军法官不是别人，正是苏福畴。我的假名要被拆穿了，我赶紧把面孔转向墙壁，同鸵鸟一样。不久，军法官到我的房间来了。他说：“现在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官的名义向你们家属骗钱，你们要通知家属，不要上当。”说完就到其他房间去了。每个房间说同样的话。我们这条弄堂说完，去另两条弄堂说，最后去对面女看守所说。我跑蹲到铁门口看他的背影，无疑是苏福畴。有个犯人的案正是苏法官承办的，他已拿到了判决书，我请他拿出判决书看看，签名和图章都是：苏福畴。

于是，我向最坏的方面打算。可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事情，再过几天，我保释了。

我至今不能确定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种可能：(一)他只看见我后背，没有认出我是郑超麟；(二)他在承办我们案的苏北军法官那里看到我的文件中有郑超麟的姓名，于是借口查看守所亲自看看王绳祖是不是我，看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自然担心他拆穿我的假名，但他对我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一九二九年，他已知道我不是从前的“乡下人”了。

顺便说一件事，我第二次被捕，那时有个“五堂会审”，以司令部的军法官为审判长。那个审判长名陈汉佐，也是龙岩人，新一辈的绅士，接替杜连如当模范小学校长的。他不是中学教员，但常来中学，我见过的。此次，我是真名受审的。他只好公事公办，先判我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

从狭隘的地域偏见到国际主义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上中学的。我要亲自看看文化上漳平人是否比龙岩人落后?落得多远?不久，我就亲自体验出漳平人文化上确实比龙岩上落后，而且落后很远。如此，问题不是解决了么?反感不是应当消去了么?可是，不。我不服气。我就是带着这“不服气”的心理读完了四年中学，又带着“不服气”的心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在从香港去马赛的轮船上，我的守旧的顽固思想体系，包含这“不服气”的心理在内，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未曾消失。到法国后，陈炯明派去的三十几个学生被安排在一个法文学习班读书。这三十几个学生，从香港上船起就互相斗争了，在学习班上继续斗争，由暗斗至于明争，由相骂至于相打，不得不劳动与我们同船来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从巴黎赶来圣日耳曼中学劝告双方息争。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斗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斗争的双方是从地域划分的。一方是旧汀州府属人，他们说客家话；另一方是漳州府属人，他们说闽南话。陈炯明统治的地方恰好是旧“汀漳龙”道地域。我们旧龙岩直隶州有四个学生都说闽南话，其中只有一个能说客家话。这一个人卷进斗争中，其余三人则站在斗争之外。

为什么按照地域和语言不同而分化和斗争呢?我当时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主张国际主义的，连国家界限也要打破，为什么不能打破这种 “府界”呢?渐渐地，我联想到我带上轮船来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于是渐渐地，我也就消除那种县和县之间的地域偏见。可是，正如人体内生过一种病，虽然治愈，也仍有痕迹存留的。我的思想深处是否仍有这种“反感”和“不服气”呢?这也是应当克服的。

我的四年中学生活并非白过，它从反面积累了我轮船上一个月思想大转变的基础。守旧的思想愈顽固，则被打破后的碎片抛弃得愈彻底。

许多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到了老年总想回国来看看童年游钓之乡，少年求学之处，青年活动之地，然后安心死去。我倒没有这个要求。我虽非久居国外，但离开漳平恰好七十五年了，可是绝不想回去看看生我的地方。由上海坐火车回去，二十四小时就可到漳平了，父老们劝我几次回去看看那里的新建设。无家可归么?他们请我住招待所。可是，我却不愿意回去。我生在漳平，长在漳平，祖宗的坟墓在漳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不仅漳平是我的故乡，中国所有的县都是我的故乡，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中学四年中始终萦绕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今天只觉得可笑。今天，漳平虽然由“县”升为“市”，同龙岩一样。但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是比龙岩落后的，仍旧落后很远。这不是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