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胜地

没有古迹，就只有去看胜地，它们全是万恶的蒋匪帮（用洪哲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外来政权”，相信他老先生一定不是外来殖民者后裔，而是原住民，因为只有人家才有这资格说这种话。其实我早就告诉他了，要独立，无球所谓，拜托别效法共党煽动仇恨，当年北美独立，美国国父们也不曾指控英国总督是“外来政权”。大家都是外来殖民者，强作此类划分只能凸显自家弱智）带去的人文景观。在蒋粉心目中，或许应该写成“圣地”才对。

第一个圣地当然是连去两次的故宫博物院。对它我可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辄心向往之”久矣。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加重了我的渴慕之心。我在旧作中介绍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始建于民初之北京故宫。日寇入侵华北前夕，国府将其内收藏的无数国宝紧急装箱，星夜抢运至南方，这就是鲁迅在其打油诗中轻薄嘲笑的：“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抗战爆发后，它们又被该馆的工作人员以各种原始搬运方式，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马驮人扛，颠沛流离，一箱箱运到了大西南，竟然一件都没遗失或损坏。抗战胜利后，它们被运回南京，还未来得及开箱，马上又被转运到台北，也是一件都没遗失或损坏。

以区区愚见，此乃中华民族中极为罕见而又不幸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而无论是负责抢运护送那些国宝的工作人员，还是作出这英明决定的先总统蒋公，都为保存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必须世世代代为后人感戴。这两次抢运中，尤以第二次最为伟大光荣正确——若是落在日本人手里也倒罢了，他们当然是强盗，但并非张献忠一类毁灭文明的痞子，胜利后尚可原璧追回。若是落在以毁灭文明为历史使命的中共手里啊，只怕不是在文革中粉身碎骨，便是被高干子弟们盗卖到国际文物市场上了也。

故宫博物院的照片早看过，记得那是俯瞰图，印象很不好，觉得设计十分呆板难看。但到了现场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还是颇为雄伟庄严的：

只是栏杆和石阶并非在北京故宫里见惯的汉白玉，而是水泥仿真品，未免有三分扫兴。

展览令我有点失望。该馆的镇馆之宝中，我有幸看到了毛公鼎与宗周钟，外带清代的玉白菜与“红烧肉”。后两者是大陆访客的围攻重点，围得水泄不通，但我兴趣缺缺，觉得既无文物价值亦无艺术价值，只有经济价值；前者则令我略感诧异：原来大名鼎鼎的毛公鼎比我原来想象的小多了：

（馆内不许摄影，这是网上钩来的，下同）

宗周钟也很漂亮：

惜乎未能看到同样大名鼎鼎的散氏盘。但看到了北宋汝窑的青瓷莲花碗：

以及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它们同为该馆镇馆之宝，稀世之珍。莲花碗的釉彩裂纹浑然天成，体现了某种残缺美，而水仙盆如美玉一般温润可爱，算是饱了眼福。

真正令我失望的，是展出的书画作品。我不但没有看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平安三帖》的唐代摹本（王羲之无真迹传世，其书法都是后世摹本，最贵重的是唐代摹本，称为“下真迹一等”），亦未看到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赵孟頫《趵突泉》。绘画馆更是扯淡，展览的基本是明清画作，重点是宣德皇帝的画，虽有几张唐伯虎的，却未展出石涛、八大山人的画，反将郎世宁的画赫然放在那里，令人看了颇为扫兴。至于我渴慕已久的赵干《江行初雪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则一概未展出，令我扼腕怅恨不已。尤其是前段报刊大肆炒作，两岸所藏之《富春山居图》部分已在台湾合璧（浙江博物馆藏前段《剩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无用师卷》。两图因温家宝的号召，于2011年在台合璧展出。我去前虽知合展早已过去，但还奢望能看到台湾藏的《无用师卷》，惜乎未能一睹为快，又憾何如也！

勿过，虽然有着这种种失望，我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仍然充满了好感与敬意。我注意到，该馆的数位化（大陆大概称数码化吧）兴许堪称全球最先进吧，反正我在外国的大博物馆与美术馆里从未见到类似成就。该馆工作人员把那些著名的书画制成数码影像，加以展出，观众可以以触摸方式翻页，选取细部观察临摹，等等，极富教育意义，而又保护了真迹。类似的设施在台北孔庙里也有，我还从那儿学到了子思语录：“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私衷深以为然。可见这类展览方式对学生能起到何等的教育作用。

第二个胜迹当然是中正纪念堂，但那也就是慕名而去，看看中式摩登纪念性建筑而已。堂内壁上刻着蒋公语录，十分浅薄，勿过，总不像毛语录那样深具对文明与人道的毁灭力。同是知识结构单薄的前清生人，两人却一正一反：

原以为该堂跟林肯纪念堂一般，在楼下有展览，不料坐电梯下去后什么也没看到，只有个票友们举办的画展，画得似乎还不如捷运地道里的儿童画（见后）。那地方连个卖吃卖喝的小卖部都没有。一位朋友渴得口中火出，免不得要向工作人员提意见。我止住了他，说，你跟她讲有什么用，她又做不了主。不如以美国访客的名义给小马哥写封信，估计一定见效，因为据葡萄皮网友含泪揭发，台湾其实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人放个屁一定如惊雷响彻万里晴空。现在据SHWJ网友含笑揭发，小马哥见了我连说久仰久仰，可惜我不知道本人有此魔力，要早知道，不免要辱临总统府不吝赐教，而瞻仰纪念堂的访客们也就从此免了陈蔡之厄。

扯淡了，倒是故宫博物院旁边的附属建筑里有个“故宫晶华”餐厅，十分雅致，食物也颇不错，尤其是里面卖的什么茶非常好喝，但其实又不是茶，并不含有刺激胃液分泌的咖啡因，非常适合我这种老胃病饮用。只是我已成痴老人，那“茶”叫什么，我死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冬瓜茶还是什么的。

纪念堂面对“自由广场”牌坊（原题“大中至正”，暗含老总统名讳，为阿扁改为现名），左右两旁为分别为国家戏剧院与国家音乐厅，那可不是北京那崇洋媚外、恶俗不堪的“水煮蛋”，十分典雅大方，起码在我这中国人看来相当入眼：

下一个胜地是忠烈祠，咱们也是连去两次。同样是中式建筑：

该地每小时换一次岗，我觉得未免太频繁了，使得它成了吸引游客的show business，而这与缅怀先烈的初衷不符（当然，我只承认在抗战与戡乱战争中奋勇捐躯者为先烈，颠覆我大清的革命乱党不是我的敬仰对象。更何况祠堂里还供奉了孙大炮涉嫌暗杀的宋教仁与程璧光，完全构成了对卖国父的血泪控诉）。但该馆令我深深感动的，是国府为能查到的一切烈士都制作了灵牌。一位朋友的亲戚是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少尉，人家不旋踵就找出了他的灵位，但不许上香磕头，只许献花致敬，于是我等便对着那灵位深深三鞠躬，表示由衷的敬意。

这事深深感动了我。我多次在旧作中说过，西方最令我感佩的，是人家对为国捐躯的烈士的缅怀与纪念。在各次战争中所有战死的将士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或是纪念馆的墙上。死者的坟墓都得到了完美的照看，有四时不断的鲜花供养。而我们则连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丧生者都说不清。中共上台后更灭绝人性地把抗日烈士的坟墓挖掉，就连重庆的“抗战胜利记功碑”都改名为“解放碑”。如今却欣见台湾也有类似欧美先进国家的作法，只是用传统的牌位代替西方在墙上或碑上刻名。我想这大概是国民党从日本学来，而日本又是从欧美学来的吧。反正在我印象中，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我个人只听说过唐太宗的“凌烟阁”，但那是对功臣的褒扬，目的是“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并不是对死者的铭感与缅怀。

国府能学习这种先进作法，难能可贵，但似仍有可改进之处：国外死者的名字不分官阶大小，按字母排序刻出。而忠烈祠的牌位却是有等级的，据说是将官以上才有单独的牌位常年供奉，以下的则只有集体牌位，也就是多人的名字刻在一个牌位上，也不是日日供奉。我觉得死后还要讲“阶级”（国府此语是讲官阶，不是大陆人熟悉的“阶级”），似乎有些不妥。

最后一个瞻仰的胜地则是士林官邸，同样是室内不许拍照，只有外景：

老总统就在此地生活、工作，直至谢世。那地方打动我的有三点：

第一，老总统身体健康时，日日从士林官邸驱车去总统府上班，敬业敬职，哪像老毛昼伏夜出，不是深更半夜召集会议，便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接见部下，连个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

第二，老总统有着完美的家庭生活，夫妻恩爱，子孙绕膝，最后也是在亲人的环绕下与世长辞的，倒像个传统的江南富家翁，哪像老毛那种胡天胡帝的老光棍，只有欲望，毫无感情，日日与女文工团员们在大床上鬼混，自家的老婆孩子想见他一面都难于上青天。

这两个重大区别，似乎也就是绅士与痞子的区别。

第三，我过去以为凡是台湾本省人，对蒋公都没什么好印象，这次去了，始知未必都如此。士林官邸的一位女讲解员就是本省人，但口口声声“我们的老总统”，“我们的夫人”。我十分讶异，乃问她：你是本省人，为何还会对蒋介石夫妇如此尊重？她答曰：老总统和夫人为台湾还是做过许多好事的，过去无限吹捧固然不对，完全否定也不正确，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介绍这个历史人物，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溢美也不丑化，令我肃然起敬。

更绝的是我们请的导览兼司机C先生。他是本省人，虽然自称不亲任何党，但谈吐间明显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我急于想找到那构成了台湾人的文盲笑话的“白色恐怖纪念墙”（请参考拙作《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盲笑话》，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05820&highlight=%E6%96%87%E7%9B%B2#2805820），几次向他打听，他都说从未听说过。据他说，他听父母说，二二八事件并没有民进党宣传的那么夸张，老蒋的“白色恐怖”也不是那么恐怖。事件发生时，他父亲是个高中生，只是听父母嘱咐，外面比较乱，要他呆在家里，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政府为二二八平反，要给受害人遗属发钱补偿，最后也只有几十人去报名。领钱的事谁不积极？可也就几十人，那事件能大到哪儿去？我告诉他，那事件背景很复杂，并不是他想的只是一批地痞流氓造反，也有共党特工参与。过去大陆年年都要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当年参与煽动暴乱的“台共”党员谢雪红就是会上嘉宾。他听后十分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