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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读到雷先生的文章，想想还是蛮有道理的：

ceo/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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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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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偶尔读到雷先生的文章，想想还是蛮有道理的： (2217 reads) 时间: 2010-11-13 周六, 03:11

作者：ceo/cfo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一、中国不具备形成真正传统贵族的历史环境，因而未能給社会提供认识这一概念的准确参照。

不能说中国没有产生过贵族，但是中国的历史特点决定了贵族没有发育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成熟的系统。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一个具备贵族全部概念属性的阶层(群体)。西周是建立过贵族社会的，但同时也就作出了从第三代起“削爵”的规定，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便是这种情形。春秋以后，王纲解纽，一切都乱了套，贵族们倒是可以随心所欲了，而贵族社会的规范却也破坏殆尽了。贵族自然也不成其为完全意义上的贵族了。

秦代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有一个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特点，即最多不超过三百年，便要进行一次财产和权力的彻底的重新分配。新建的王朝虽然都会分封贵族(一般没有采邑)，但由于第一代新贵族大多出身草莽，所以就有所谓“三代才能成就一个贵族”的说法——意思是他们到第三代才有可能掌握文化，而没有文化是不能视为贵族的。按照传统，袭爵的权利从第三代起开始递减，于是实际上，很可能变成贵族的进化过程还未完成，爵位和财富已经被褫夺干净。这还得说是碰上了仁君，如果撞到朱元璋这类魔头，则“第一代”便已经杀了个八九不离十。

在欧洲，古老的贵族姓氏往往可以上溯到千年之久，他们也有权利、财产再分配的问题，但却是在贵族内部进行(如德国的选帝侯制度，即使是外族入侵，像诺曼人占据不列颠后，新贵族也是和原来的萨克森贵族分享权利)，从未出现过中国这种习惯性的全社会“大洗牌”的局面。

皇帝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不愿看到贵族的坐大，想方设法要去之而后快，即使是自己的宗亲，也每每有“五世王孙”便沦落到“瓮飧不继”的情形。而“草根”方面，又因为无法忍受压迫，怀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信念，隔不久就要起来“洗一次牌”，两个主观动机结合起来，叫中国如何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贵族阶层？而在一个根本无法形成贵族传统的社会环境里，又如何能够正确认知贵族的特质和品行呢？

二、单纯通过第二手材料，只能得来一个对贵族阶层主要属性的片面认知。

西风东渐以来介绍到中国的欧洲文学，是国人了解贵族的主要依据。欧洲的贵族社会具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一直贯彻着一种以基督教精神为主导的教育思想，对于贵族个体的品行和修养确实提出了一套要求的标准。许多文学作品对这些标准作了正面的渲染，其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这种艺术效果越强烈，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就越高，翻译到中国的几率也越大。一百年来，部分读了些洋书的中国人，其心目中的贵族就是这批艺术形象的集中和概括。

比如说，雨果在《九三年》里描写的朗德纳克侯爵和郭文子爵这叔侄二人，虽然在政治上一个保皇，一个革命，可是在生死关头，他们却表现了同样的坚毅沉着、舍己救人和爱惜尊严的高贵气质，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完全是贵族教育所铸就的一种风范。

类似的文学形象还有许多，像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十二月党人沃尔康斯基公爵夫妇、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刻画的代尔那侯爵、托尔斯泰的《复活》里那脍炙人口的涅赫留多夫公爵等等，无不发人深省、催人泪下。

然而，所有欧洲启蒙时期以后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大师，都是以批判贵族社会、同情下层民众为己任的。在他们的作品里，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贵族实在是更多。这些形象所反映的贪婪、残暴、虚伪、奢靡、荒淫等品质，在1789年以来的各种社会革命运动中，都起到了激发民众敌忾心理的宣传教材作用。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内容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执其一端自然难免偏颇。简言之，贵族未必都那么卑劣，当然，也未必都那么高尚。

贵族在中国之受到推崇也就是这一二十年的事，这种推崇指向两端，一是对贵族物质生活的羡慕和模仿，一是对贵族精神气质的崇拜和追随。两者看来似乎距离很远，其源流其实很近。贵族社会不可能重建，无非都是出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概而言之，可以称之为贵族情结吧！物质上的追慕不难理解，反映的就是一种动物本能，而精神上的膜拜，情况似乎就复杂得多，当然可以做些更深入的分析，但也未必就能得出很全面很准确的结论，因为这里还会涉及一些历史因素。

国人(不仅是国人)从精神层面上崇尚贵族，其实是古已有之。从其动机上来分析，自古而今，大约不外乎如下两类情形：

一是出于荣耀感。持这种动机的人，大约多数是在血缘上或近或远和贵族有关系，不是说贵族是流着蓝色血液的人吗？那么自己有责任努力证明“蓝色血液”的外在表现是何等卓越、崇高，因为这份荣耀也属于自己。这种“认本家”的心理千百年来已成积习，卑微者如阿Ｑ自称姓赵，显达者如某巨商自曝是包公的后人等等，当然其中多数显得无聊、愚昧，甚至像阿Ｑ一样招来赵秀才一顿打，但他们的态度却很认真，搜寻大小证据不遗余力，甚至凭控捏造。

最典型的大概要算南唐高祖李昪。李昪(即徐知诰)是个流浪儿出身，被大军阀徐温收为养子，当了皇帝以后，他要认祖归宗，然而他对自己的家世一无所知，只记得生父姓李，便决定编一套家谱，认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恪为十世高祖。李恪的后人到第四代便成了一介平民，无可稽考，李昪从第五代起硬是活生生地又编出子虚乌有的五代先人，还心有余悸地问近臣，这么长的时间段，十代是不是少了点？

同样是出于荣誉感但却并不热衷于“认本家”的，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好几种人。

在社会动乱的“大洗牌”中被赶下舞台的曾经的贵族，先人的荣辱沉浮都不堪回首，但他们也并不甘于永久的沉沦，处心积虑要推翻现存的秩序，恢复旧日的荣光。秦末的张良、项羽都属这一流人物，少年时便怀着“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要重现人上人的梦想。这种人历代都有，近一点的如清末民初宗社党的良弼、铁良一类便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倒也算得故国的孤臣孽子，或死或囚，其间情节，往往还能唤起一丁点“话到英雄末路，忽凉风索索”的悲壮情怀。

另有一种人是在“大洗牌”中新登上舞台的胜利者。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刀头舐血换来的尊荣地位常常席不暇暖间就被褫夺，在经历了或者是明确预感到这一命运的他们的后人，不可避免地要发出些声音。正面的反抗一般不敢，于是便表现为一是揄扬先人的功德，一是突显自己的血统。其目的总不外乎是积累政治资本，以利于投入新的“洗牌”活动。南北朝和五代是“大洗牌”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每有权势炙手可热的新贵不几天就倒台了，如果没有被灭门(这是常见的事)，不久有的人或他们的后人就可能卷土重来。无论是否能够重来，他们都要宣扬自己身上流着光荣的血。

真正的革命家当然是不承认血统论的，但跟着干的人就不一定了，当初犯险就是为了到牌局中去赌赌运程，看看能不能抓一手好牌。好牌抓到了，那就要让这副牌永远握在自家手里，凭什么呢？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血统，这是千古一律的贵族逻辑！文革开始时，什么“西城红卫兵”、“红联动”之类组织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口号，那动机好像是为了捍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其实要捍卫的就是自家的禄位和特权。

结果当然不妙，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受到清算。也只怪他们和“伟大的革命思想”之间差距太大。革命伟人怎么能接受一个特权阶层永远存在的事实呢？想想他去世前不久，是如何谆谆告诫左右的吧！“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小官吏，他们总是要起来造反的……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些“父是英雄”的“好汉”们，后来当然还是从父辈的余荫里得到了实惠。有人富可敌国了，虽然穷困潦倒的也有，但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是另外一回事——属于新的社会形态里的“新阶层”，不在这篇闲话的范围以内了。

还有一种纯粹是对贵族的名号或由衷向往或恋恋不舍的人。除了虚荣心之外，很难对他们的心态找出别的解释。上世纪中期，在欧洲据说还有一种专营姓氏买卖的机构，被交易的自然都是些贵族姓氏，用货币换得一张姓氏证明，你就成贵族了。花钱越多，爵等越高。不过这买卖只存在于实行共和政体的如法国、意大利这类国家，因为在那里贵族反正已经什么也不是了。

戴安娜王妃从离婚以后到去世之前，一直使用王妃的称号，对此她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她热衷于公益活动，颇得人缘，也许她觉得，千百万“粉丝”爱戴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王妃身份能在他们心中带来高贵、神秘的感觉。对大众心态的这种推断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它有时甚至可用来指导商业行为——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在香港出版，改名叫《最后的贵族》，文不对题不说，且透着一股浅薄甚至恶俗的气味，对原著实在是一种糟践。但出版商看准了，不如此不足以吸引大众的眼球，从而心甘情愿从腰包里掏出那虽说是区区小数但却能聚少成多的钞票来。

当然，使用贵族头衔，有时也不一定是出于向往和虚荣。革命伟人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以后，受到警方监视，便向沙俄当局申请出国继续大学学业(其实他已经通过自考取得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文凭)，报告一连打了几次，毫无反响，最后，他在报告末尾署名贵族乌里扬诺夫(他父亲因在教育行政部门服务三十余年，表现优良，被沙皇赐予贵族身份)，申请很快得到批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青年列宁身上的政治家潜质，善于判断形势作出妥协这种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功夫，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被他运用得恰到好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

第二类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对贵族的推崇，好像并不含有名利以及其他实际的动机。而且，他们的家世似乎也和贵族拉不上什么关系。他们所追随的是他们自己所认定的贵族风范——思维方式、举止做派等等。

鲁迅曾经在文章里提到过一位终身效法贵族精神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约翰生，在这类人中颇具典型意义。约翰生家境贫寒(父亲是小书商)，自幼苦读，博览群书，十九岁时进入牛津大学，但家里实在供不起，被迫中辍了学业，因无学位，找不到固定职业，此后一直靠卖文为生。曾经在比他大二十岁的妻子支持下办了一所学校，却因为生源匮乏，不到两年便亏本关门。他一生著述很多，曾有人称其在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是当时“英国文坛的大可汗”。但在五十三岁(这年开始得到一笔三百镑的国王年金)以前，他一直在贫困中挣扎，四十七岁时还因五镑十八先令的欠账而被捕。约翰生在政治上反战、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反报刊审查制度，积极维护人权，所谓“以道德标准来衡量国家和个人的实践”，倾向比较激进，可是他在精神气质上却是十足的贵族风范，一言一行一直以贵族的要求自律。以他的出身经历而言，激进不足为怪，追随贵族气质则难以理解，其根源可能在于少年时广博的阅读以及在牛津的耳濡目染——养成教育的影响，在有些人身上，很可能终身都无法改变。

至于当下标榜贵族的“三高”(高尚、高贵、高雅)品行的海归文人，情况和约翰生似乎有些相像，但又并不相同，至少还不具有像约翰生一样的文学地位。而且，约翰生并不鼓吹贵族至上，而只是本人身体力行做精神贵族。再说我也不知道，哪位海归在伊顿或者牛津接受过贵族教育。我甚至很怀疑，他们凭什么断定贵族的精神境界就是那么美好。所谓精神贵族的认定，首先要依照贵族阶层所共有的那些精神特质做出衡量，然而，谁能保证自己已经准确地总结出这些特质？其根据又在哪里？如果说不清楚，那么所有做精神贵族的号召和说教，就难以成立，完全是自愚并且愚人的把戏。由此，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老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虽然这话现在行情不太看好，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另一层启发——卑贱者不一定聪明，而自矜高贵者却一定很愚蠢。

原载《书屋》2010年第1期

作者：ceo/cfo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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