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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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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海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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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专家
性别: 性别:男

年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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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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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2552 reads) 时间: 2011-7-20 周三, 15:10

作者：海归草 在生活风情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阿草推荐：
第一因为人数少，第二被斗怕了；所以文革前大学生的自我历史记述很少。今在天涯上见到一篇连载，特转此坛，以供各位了解我们的前身，文革前的60年代大学生。
【安徽上海人作家戴厚英是1960年毕业的大学生，可惜96年不幸遇难，没有见到她的更多纪实回忆文章。戴厚英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如胡核），与本文作者逍遥态度截然相反，可能提供更多的视角与资料】

中国大学生的划代：
一、
50年代反右年代之前的大学生，家庭出生可能比较差的多，毕竟能读完高中的，家里得有点钱；（人民大学调干生除外，但调干生为正规大学生所不屑）
二、
60年代大学生可能工农出身的开始占主流了；
三、
70年代是工农兵大学生，改革开放后大部分都灰溜溜的；
四、
80年代，老三届为主的77级78级与新生代的79级、80级、81级曾经在校园里五代同堂，当时学习是主流。
五、
89之后，90年代寄托的一代，出国是主流。
六、
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已不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坚。
大学必修课改为游戏与泡妞。

【建议】
黑板发起一个回忆80年代90年代大学生涯的征文活动。当然最好说服老中讲点60年代大学生的情况。

原帖地址：
https://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97454.shtml

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和其后至1970年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了那个“书上没有，老师不讲”的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涯。本科在校六年和一年半的农场锻炼，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学生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种角色的转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这段时间，正是左倾错误干扰社会主义事业、折腾全国人民最厉害的时期。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绝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和其它回忆录不同的是，本文不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也是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深入讨论。文章采用了回顾与反思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政论相结合，涉及到当时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对同龄人还是当代年轻人都会有较大的感触和启示，会更好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讲到“不折腾”的深刻含义。
本文为纪实作品。讲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实姓。具体事例如有不实，可当面指正。
笔者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外活动
5世界风云
　　6课堂教学
　　7“清理反动派学生”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1）问题的提出
　　（2）整装出发
　　（3）初涉农村
　　2以社会为课堂
　　（1）同吃
　　（2）同住
　　（3）同劳动
　　3运动过程
　　（1）前后十条
　　（2）二十三条
　　4运动后遗症
　　（1）个人感受
　　（2）投下阴影
　　（3）也说大饥荒
　　（4）引发文革
　　三，实践教学
　　1总统府
　　2教改感受
　　3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狂潮骤起
　　（1）大字报
　　（2）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郭影秋
　　（2）大辩论
　　3红卫兵
　　（1）工作组之争
　　（2）造反有理
　　（3）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恐怖“红八月”
　　（5） “联动”的结局
　　（6）再说红卫兵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两派的由来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4) 武汉”七二0”事件
　　 6打倒帝修反
　　（1）苏联大使馆
　　（2）火烧英国代办处
　　（3）批斗日共代表
　　（4）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形势分析
　　(2) 攻打红楼
　　(3) 相互抓捕
　　(4) “夜袭兵工厂”
　　(5) “捣毁野猪林”
　　(6) 血染操场
　　(7)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1）看透极左本质
　　（2）坚持做个人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5躲过一劫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劳动与军训
　　3艰苦生活
　　4．徐州
　　（1）长途拉练
　　（2）住院治疗
　　（3）怀旧
　　5．湖西“肃托”事件
　　6．沉重压力
　　七．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林昭，张志新，林希翎
　　3留下记忆
　　4以史为鉴
　　5历史教训
　　（1）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2）彻底抛弃专制思维
　　（3）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6不应回避
　　7厘清思想
　　（1）左倾思想存在的原因
　　（2）什么是左和右
　　（3）正确处理当前社会矛盾
　　（4）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8面向未来
　　9写作说明
　　（1）写作原则
　　（2）几点说明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

　　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上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当然，勿用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看看我将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知道了录取的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但在全校是遥遥领先的。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他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里，底层的一小间，屋里很简朴，像是单人住。他对我们班级、对我们同学是尽心尽职的。他在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
　　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连地名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
　　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所震撼。过泰山、过黄河时，都已是半夜，虽一夜未眠，也只是耳闻站名，未能见真容。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很多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不知道怎么做。而只有我交了，卷子上还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应该怎么做。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
　　作为高考的过来人，在此谈一下，对我国高考制度的认识。我觉得，在现有的社会构架下，现行高考制度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少人批评它为“一考定终身”。但是问题不在于“一考”，而在于“定终身”。现在对高考制度的修正，老是在考几门、考几次上兜圈子，那是没有出路的，那顶多是改变而不是改革。关键在于“定终身”，在于在我们的社会里，缺少人才能够多元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底层群众能够经过自己努力而使自己社会地位有所上升的渠道太少、太窄。这些上升渠道相当大的部分被“官后代”、“富后代”所占据（“富后代”中的一大部分也是“官后代”），剩下一些的相当大部分也要经过他们那个圈子的许可，而这种许可的公正性又要打很大的折扣。真正能不靠关系靠努力而上来，第一步那就是高考。广大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走这条路，所以有“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说法。而且，尽管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比我们那时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对学生、对家长的压力依旧不减，原因就在于此。独木桥虽然加宽了，却依旧是独木桥，几乎没有别的路。高考的公正合理，代替不了人才选拔、任用、晋升的公正合理，而后者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改革高考制度、减轻学生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主要责任不在教育部门，不在学校，更不在教师，而在于社会体制改革，在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在于每个人都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自身努力来改变自身状况。否则，前面讲的那些改变，都不过是浮云。
　　那时的高考分为三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语文、政治为每类必考。当然考文科的这两门，题目难度要大一些，语文科目的总分要高一些。另外，文科考历史地理，理工类考物理化学，医科除理化再加考生物。外语，因为那时农村中学的教学条件差距太大而不考。
　　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按说应该早点下学去工作，但是我初中毕业时尚不到报考中专的最低年龄（15岁），只能考高中，而考高中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所以我在初三就决定以后考文科。在高一语文书的封面，就写上了：“向北大进军”，以自我鞭策。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我以后要去的人民大学。文科的四门，我都学得很好。虽然文理在分科上很彻底，但分科的时间很晚，直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后才分班。复习一个多月后，便各自在家看书，所以对文科班的同学几乎没有印象。
　　文科的招收和报考人数都很少，大约只占总数的一二成，而且大都是师范院校。考文科的同学大体有两种情况，或真的喜欢文史，或数学不行。我所以报文科，这两个原因都有。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到高中后就基本放弃数学，只求及格就行。理化还不错，是以前一直比较喜欢。
要讲学习方法，我的特点是由喜欢知识到喜欢阅读。由于大量的阅读，使大脑中的知识有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网状体系，新的知识很容易附着上去。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自己还觉得乐在其中。我不喜欢背书，所以外语不行。尽管作文不错，也不喜欢背古诗和课文，以至于语文老师也不叫我在课堂上背书。由于不去化时间背书，数学几乎放弃，外语又不行，所以精力都放到了文史时政上，这些方面学习好，也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对这些课的学习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教材作为基本依据，只是个出发点，自己出去找书看。这种方法拿到现在，恐怕是不行了。
　　我的看书往往到了没有书可看的地步：想了解某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那方面的书，以至于后来激起了自己写书的想法。之所以没有这些书，想必读者也能知道这些原因。这种状况，现在要好多了，但某种程度上也还有。比如，本文将会引用很多公开出版物的材料，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读者再要找到它们恐怕也不容易了。笔者之所以写本文，之所以写《革命四十年》，也是想部分填补有些读者希望了解那段曾经岁月的记录空缺。
　　在摇晃的思绪中，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有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忘了自我。
　　再就是那个动物园。我很喜欢看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那儿的动物园。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象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故而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离人大较近，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常去。
　　北京的气候不算差，比较干燥，觉得反而比南方好。每到“五一”前后，便有种浓郁的春天气息。那绿树，那红花，那蓝天，真叫人陶醉。人大校门口的大路很宽，除了来去两条车行道外，那就是比车行道更宽得多的泥土，和泥土里的草、泥土里的树。春天里，那嫩绿的新叶，像冬雪般漫天飘落的柳絮，和地上羊群似翻滚向前的絮团，那才是春天。不像在上海，有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房屋、街道，而看不到半点泥土。北京的夏天不算很热，晚上又挺凉爽。尤其是九、十月份，国庆前后，秋高气爽，真是好。冬天也不很冷，有时气温已到零下五、六度，看水池边的冰碴冻得厚厚的，要是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可是冷得不得了。但在北京，可能是气候干燥、皮肤散热慢的缘故，并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冷。只是早春季节风沙较大，市区里常见好多女同志到时用白纱巾把头部肩部包得严严实实，成了一道很特殊的风景线（学校里没有这样打扮的）。
　　大概是1965年底，还经历过一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沙尘暴。那时上午十点左右。忽然，天暗了下来，不一会，越来越暗。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快关紧门窗，来沙尘暴了。”接着是一阵关门关窗声。天黑得很厉害，黑得跟深夜一样。太阳像朦胧的月亮。只见对面楼房亮起的灯光，不像平常夜晚的白色和黄色，而是很怪异的蓝荧荧的光。再一会，狂风骤起，风沙大作，玻璃窗上打得沙沙作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又渐渐静了下来。天色又渐渐变亮，但整个天空一片灰蒙。下课后，走出教学楼，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味，地上、树上、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五排两层的灰楼。每一排都是单面的房间，开门就是外面。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那是很冷的。我是在其中北三楼的108室。除了北五楼，还有南五楼。平房也是五排为一堆，叫处，有南五处、北五处。这些房子，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在这儿提一下，也算是留在纸面上。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北五楼的西面，有个100×50米的人工湖，是个长方形的水塘，单调得很，无景色可言。只是冬天可用来滑冰，还不错。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大串*联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
　　但简朴也有简朴的美。老图书馆南面的砂土路，路边还有几处小小的树林，作为从那个十分拥挤嘈杂的城市来的人，我就很喜欢，尽管在别人看来那只能叫树丛。我还常常喜欢拿着马扎钻进那树丛里看书，顺便看看那树影婆娑，看那地上的蚂蚁在爬，蚂蚱在跳，甚至有一次还看到一只蹦跶的小青蛙。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心理也太幼稚可笑。
　　当然，也有讨厌的，那就是苍蝇，尤其是后来搬到东风三楼，那苍蝇特别多。而且那玩艺儿还狡猾得很，你要去打它，它们就都飞到天花板下的电灯线上。短短的这么一截就停了好几、十来个。拍上去，那线是软的，轰的一声，飞得满屋都是，讨厌得很。在上海，因为经过1958年的消灭“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麻雀后来改为臭虫），那苍蝇不是很多了。人大的校园环境挺干净的，屋里屋外还挺卫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些的苍蝇。
　　*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第一年，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花。随着号令举起不同颜色的纸花，以组成广场上不同的宏大图案。游行结束，便一起向前涌去直到金水桥边。由于自己近视，对城楼上的领导人，只能看个大概起。
　　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十点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
　　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东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要步行很长的路，往往要走到西四、甚至更远才能上车回校。吃完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不过参加国庆游行，也是有点代价的。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因为长时间地练习整步走，腰部往往震动受累。也可能是因为体质的欠缺，也可能是因为训练的强度过大，我有了点腰疼。那时，刚开始有激素类的药物（强的松），吃了效果很好，但对胃肠刺激很大。这些问题，后来在部队农场劳动时变严重了，这等以后再说。
　　*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
　　上铁道学院的吴芬同学，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
　　%3．校园生活
　　生活上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开始时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很少一点（大约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第二年，大学生的伙食标准由每月九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五角，粮食定量由28斤提高到32-36斤，生活就有了明显好转。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我的哥哥那时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他们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各自回家，高年级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挖野菜，就那么容易么？你挖了，别人挖什么？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入学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他们两位又来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比较优秀的，本想单独写一节“我的同学”。但因为大多数久未联系，不知近况，未经同意，也不好多说。我就想讲一位从南京考来的同学。他的家境相当于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非常地优秀，上的是全省一流的南师附中，在高中就入了党。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还是鼓楼区人大代表。我还想起了小学的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出身更贫寒。他家是在弄堂的拐角，临时用两堵墙挡了个几平方的地方，不但没有窗，连个屋顶也没有，上面就搭了块蓬布。家里一张桌子也没有，墙角摆着一个炉子、两个板凳，锅碗就放在地上，书就在枕头边。然而，他却非常优秀，不但读书好，而且品德高尚、为人真诚、懂事得体而又能干，远超过同龄的孩子，令人敬佩。可惜他早在毕业前就转走了，再没音讯（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遇上了“拆违”）。
　　我讲这些，是想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有过这样出色的孩子。不否认也可能有，只是我没见过。我不是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的孩子，而是说在我见过的那类人群里没有这样懂事的孩子。不由再想到，今天外来工的孩子还能上南师附中么？还能考上人大么？我们省一位副省长很感慨地说：“我是农民的孩子，上的是农村的中学，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领导。可是，今天农村的孩子，还能走上这条路么？很难了。”这也是现在与过去、有幸与不幸之辩证。一言难尽啊，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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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是中间两个：104和105室，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有网友想叫我谈谈那时大学生的恋情，我想了想，真是没有更多的好说。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地熟悉，熟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其他想法。熟悉到，有次，一位女同学还喊我：“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去洗澡吧。”于是，两人回宿舍（也就是隔了两个门）拿着脸盆，放上毛巾肥皂，就一起往澡堂走去了。这事放到今天，一定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常，无论是自己、是对方、还是别人，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那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气氛。常能看到男女同学间也很接近，但没有那种亲昵的情侣之状。男同学当然也有胆子大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壮举是：有一次我们年级两个班下了课一起往回走，经过操场，女同学在前面走，男同学在后面。邻班的一位男同学突发奇想，对另一位同学说：“你敢上去抱她一把？”（她，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他们班的班花了。）听得此言的那位同学居然二话没说，上去就从身后把那位女同学横着抱了起来。男同学们一阵欢呼，女同学们也哈哈大笑。她本人也很大方，知道不是恶意，并没有什么恼怒。这大概是这几年中男女同学间最出格的一次了。
　　我们班的女同学，到离校时，多数也都有了对象。大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方都是本校的同学，同年级的或高年级的，这说明那时同学们的活动范围还比较有限。二是，这种事当事人不张扬，别人也不在意、不惊讶，大家都很低调、很平常。
　　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据说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人大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与以前招收的都是三十往上的调干生有关。
　　住的是八人一个大房间（实住七人），四个上下的双人床，每人一个课桌，再没有别的设施。东西就放在床底下。常有人在床架上钉块木板放书。冬天，中间生个火炉，每人轮流负责。作为南方人，我很喜欢在炉盖上烤馒头片，焦黄酥脆很好吃。只是舍不得，因为那样太不经吃，一个馒头不当回事就没了。有位天津的李同学，他父亲是位技师。过来时，还帮我们用粗铁丝扎了个烤馒头的架子。那手艺很纯熟，做出来的架子很标准，该直的地方笔直，该弯的地方就是90度，倒底是工人师傅啊。不象我们自己做的，弯弯扭扭，别提多丑了。
　　
　　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等着打饭的队伍排得又很长，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碗，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难得也有热闹的时候。1963年的元旦，食堂发给每班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回来各班自己包饺子，再自己去食堂大锅里下。班里的同学多数不会包，我则连看也没看见过。大家在宿舍里，把桌子拼起来，由北京的女同学当指导，一起动手，热热闹闹地包了会、吃了会饺子。当然，包的过程比吃的过程还要热闹。
　　(对上一节补充这二段)
　　人大的校园，当时自己的感觉还挺大的，长宽差不多都有一千多米，够自己走的。里面住了约有一万人，二千五的学生，二千五的教工，五千的家属。靠近中心区有一些商业、生活设施，比如商店、菜场、书店、邮局、理发馆、洗澡堂，一个院子里能有这么些，还觉得挺希奇。但饭店、小吃部这些还没有。
　　教室，除了在全校最大的楼房——三层半的教学办公楼里有二三十个教室外，其余的都在一排排灰色的平房里。里面的光线也不亮。课椅倒是很实在，木头很厚，右侧还有个弯的平板，用来放书和笔记。没有桌子。
　　4．课外活动
　　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从双榆树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院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体育方面，别的项目不行，唯有滑冰还可以。在上海时，我也会旱冰。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像我这样看起来循规蹈矩的中学生中，还是很少有的。由于经济的原因，和社会上对滑旱冰少年的不良印象，我也很少有机会去，家里都不知道我会那玩艺儿。至今，我也希望家长们对孩子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宽容，尽量放手让他们去发展。但是在北京，每年冬天可滑的时间也不多，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小丫头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在大学里，看电影的机会多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露天电影，在文化广场放，五分钱一张票。文化广场是原教学办公楼北侧的一个一万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它的西面有个朝东的舞台，是人民大学当时的主要集会场所。在中学时，是很少看的，只有学校统一组织时才能去电影院，一角五至二角五一张，一学期也就是一两次。看电影，人大的学生很方便，我们每人有一个板凳和一个马扎。开大会时，每人拿着一个马扎排队进场，是人大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很能体现人大的革命传统。人大的前身，在延安时期是陕北公学。看电影时，拿马扎的坐前面，拿板凳的坐后面，都很自觉。人实在多的时候，就到幕布后面看反面的，也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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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北京时，周末还有举行交谊舞会的。舞池就在老图书馆南侧的水泥坪。班上除了北京的两位女同学，别人都不会。我们也只有在边上愣愣地看着，像个傻小子似的。没过几个月，1963年春，就不让跳了，说是修正主义。只有中南海里的舞会一直没停。
　　当然，我们也有跳舞的机会，那就是每年九月份，下午常常要拿出时间来训练集体舞，以备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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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体力劳动，在校内期间也不多。不像在中学时，初三就下乡到宝山干了两个星期的农活，那时才十四岁，以后每星期都要安排半天劳动。在人大正规教学期间，很少有专门安排干活，除了去食堂帮厨。只有1965年秋，有一阵子，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校内挖人防工事。就在校门北面红楼东面靠马路的那块空地上，每个防空洞也就是二三十米长，说不好听，就跟挖白菜窖差不多。挖个沟，上面搭上席子，盖上土，仅此而已，第二年就都塌了。我还劝过在那儿钻洞玩的小孩，别在这玩，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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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学术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比如：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有掏粪工人时传祥，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杨英杰、外交部长助理龚澎、驻英大使宦乡、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体协会长马约翰，还有下乡知青侯隽等。
　　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有：李瑞环同志，他那时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型。虽然是个工人，但报告非常风趣精彩。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段：有次在公交车上，因为急刹车，他不小心碰到前面的一位妇女，那妇女用北京话生气地说：“德性！”他幽默地说：“同志，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讲得全场大笑。九十年代后，李成了国家领导人，这件事也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一个段子。
　　时传祥是位淘粪工人，因为勤勤恳恳几十年而树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接见的照片，以显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文革期间，当然也就跟着国家主席倒霉，横遭迫害，致病致残，被赶回原籍。好在当时还留了条命，真是不易。
　　张秉贵是糖果柜台的售货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尤以“一抓准、一口清”称著。你要几斤几两，他一把就能抓出来，一口就能说得多少钱。那是多年苦练基本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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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在这方面也很积极，但是却没讨好。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相互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也是和我们同级的人大学生，在一间平房教室里来我们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此处可参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六章学雷锋。）
　　网友们也不用追问，那天这位同学说了些什么，就像不要再问张思德是因为烧什么而死了。
　　一般人都以为，学雷锋，就是要助人为乐、去做好人好事，这是人们首先想到的。这对于缓和当时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社会气氛，缓和比较紧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现在好多人学雷锋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朴素的善良的想法很可以理解。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有点简单化了，就小看了发起者的用心良苦。
　　学雷锋活动的实质，是雷锋日记中最核心的那段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还特地加上了第三句：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大笔一挥，号召大家要向雷锋学习。这期间，左倾思潮的强化在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不久后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对杨献珍、孙冶芳、吴晗、邵筌麟和电影《早春二月》、小说《刘志丹》等的批判），中苏论战、反修论调的升温，以及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等。这最后一点，林彪借着学雷锋所作的鼓噪，就是意图为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是把学雷锋作为造神运动的一个环节。当然，广大群众做好人好事的良好愿望与这些是两回事。
　　雷锋是个极聪明极机灵的人。我一直很奇怪这样一个聪明机灵的汽车班班长怎么会被他自己指挥的缓慢倒开的车所碰倒的晾衣服杆子砸中而死去，而且还是汽车压了铁丝，铁丝再拉倒了它所栓的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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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世界风云
　　北京作为首都，是个政治空气很浓的城市。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困难时期的阴影，国内政治方面还有些沉闷，而在国际政治方面就表现得很充分，就像是个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旋涡。
　　还是从男女同学住同一楼宿开始说起。1965年，我们从湖南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那是个筒子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男女同学在一个楼。法律系男生在一楼，我们计统系男生在三、四楼，两个系的女生在二楼。我是在三楼西侧楼梯道东面的第二个房间。我们楼层里的最西侧，还有几个空房间。
　　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昼伏夜行、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进了我们的楼层，住在最西面的那几间，也就是和我隔了一二个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这回是和外国女孩子“朝夕相处”了。这些越南女孩比中国女孩更能闹，从早到晚，满楼道里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多时间，我们有的同学还跟她们学了几句越南话。1966年夏，由于文革的开展，一是国内环境已没有正常学习的条件，二是中越关系开始有了微妙变化，她们只能撤回本国。听到这个决定，刚才还在学着斗走资派的模样、装鬼脸、嘻笑着的她们，刹时间就花容失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
　　在大学里，外事方面，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
　　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还有难得一来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听说某校有个学生在迎宾车队临近时，不知什么原因把手中举的牌子横了下来，警察以为要谋图不轨，上去掐了脖子就拖了下来。这之后，我们大家都更加规矩、不敢乱说乱动了。
　　还有好几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百万人群众大会。印象中有：1964年的支持巴拿马人民、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总之，忙得很，事儿多得很。这时，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真是人如海，歌如潮，红旗翻卷，吼声震天，很有那种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的感受，真的就像置身于世界革命的中心。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对法西斯势力的决定性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就小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小看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
　　1965年秋，国际上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错误判断形势，低估对手力量，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这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被杀得几乎销声匿迹，直到今天。
　　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皮肤稍黑，跟我们班开过一次座谈会，华语讲得还挺好，对中国的情况还挺熟悉。那天，他们两人穿着黑色的西服。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看到穿西服的人。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这个事件也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进程。尽管越南共产党在南越的武装渗透屡屡得手，但整个东南亚范围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产党左派运动（包括马共、缅共、菲共、泰共等）因此而元气大伤，走向了下坡路。
　　这次事件，中方所起的作用和所受的影响，国际上有很多评论，但我们自己没讲。这年冬，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位领导来人大作报告，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这次事件的情况，比如印尼共总书记艾地的下落等（当时艾地失踪，传说甚多，有说是躲进了中方机构，以致印尼军方悍然武装搜查中国大使馆，两国因此而断交多年。两个月后，确认艾地已遇害，被杀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被查实）。但对这个问题，也没说，尽管中方的介入是很深的。就像后来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事件，同样有这问题。国际上对此评论很多，而我们自己也没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应该说中方的国际影响受到了较大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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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国际政治方面有些内部影片和内部展览。1963年就曾看过一部讲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料片，有苏联船只接受美国海军检查的镜头。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但那内部解说词对苏联已是相当的贬低和蔑视，说那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那次事件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受到美国威胁后宣布投入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大喜过望，一时冲动把导弹运到了古巴。美方急得跳了起来，死活不干，封锁了古巴海域。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骤然降临在全世界的面前。最后以苏方让步而结束。显然苏方在战略战术上均有失策之处。这次事件是二战后冷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苏美双方都避免直接碰撞，改为代理人争斗。
　　那几年，国际政治方面有些内部影片和内部展览。1963年就曾看过一部讲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料片，有苏联船只接受美国海军检查的镜头。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但那内部解说词对苏联已是相当的贬低和蔑视，说那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那次事件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受到美国威胁后宣布投入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大喜过望，一时冲动把导弹运到了古巴。美方急得跳了起来，死活不干，封锁了古巴海域。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骤然降临在全世界的面前。最后以苏方让步而结束。显然苏方在战略战术上均有失策之处。这次事件是二战后冷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苏美双方都避免直接碰撞，改为代理人争斗。
　　那年秋，还组织去军事博物馆看过关于中印边界战的一个内部展览。见到了所缴获的印军使用的苏联装备。那上面的红五星，是那样的醒目。在中印关系上，苏方明里暗里地支持印度。中苏分歧不但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国家关系上也已显现。尽管报上还没公开说，就知道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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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国际政治方面有些内部影片和内部展览。1963年就曾看过一部讲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料片，有苏联船只接受美国海军检查的镜头。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但那内部解说词对苏联已是相当的贬低和蔑视，说那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那次事件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受到美国威胁后宣布投入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大喜过望，一时冲动把导弹运到了古巴。美方急得跳了起来，死活不干，封锁了古巴海域。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骤然降临在全世界的面前。最后以苏方让步而结束。显然苏方在战略战术上均有失策之处。这次事件是二战后冷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苏美双方都避免直接碰撞，改为代理人争斗。
　　6．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金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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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所学的专业——统计专业，还有点不一般。之前，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一入学，听老师说，统计可重要啦。它会涉及到一些机密资料，涉及到国家的重大经济数据，使我们这些刚进校的学生，直觉得肩上的责任还真重啊。尤其是，老师还说，以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军统特务，他们的全称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都是打的统计的牌子，可见统计不一般啊，更是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学习的时候知道，统计学科既有文科的成分，属经济类，又有理科的成分，要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会数量分析这些。那时的统计学属文科，高考就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在当时文理科分得很开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还是很少的。再以后知道，仅就统计两个字来说，其范围可宽可窄，其内容可深可浅。到了社会上，更知道统计是个典型的无钱无权的清水衙门。这对于我这样的没有更多物质欲望的人来说，倒也没有更多的幽怨。从现在看，学统计专业，对我的影响是，使我既有文科较强的社会意识，又有理科较为慎密的逻辑和思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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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尤其是口试这种方式还挺新鲜。定下考试时间后，要抱上一大堆书去。而后在老师那儿抽签，签上有两道题，可仍选一题。自己翻书翻资料，准备一到两个小时，列出答题提纲。轮到自己后，到老师面前讲15分钟左右，而后老师根据答题情况进行追问。这种办法，抄袭和死背都用不上，也用不着。学生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度，都表露无遗。对于社会学科来说，这确实是种很好的考核办法。
　　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一个班的卷子半天就改完。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才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现在还能记得他讲的文章写作要领：凤头、猪肚、豹尾这些。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
　　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人大的学习也是很严格、很严肃的。我们的上届有个湖南籍的谢姓同学，或许是因为家庭困难、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等原因，一门主课不及格就留到了我们班。重上了一年，还是这门课，还是考了58分，因为同一级不能留两次级而被退学。现在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不用说差一、二分，就是差四、五分也就靠上去了。当时，我们很为他惋惜。他回去后，来了音信，说进了个挺不错的事业单位。我们又为他庆幸。其实，以后想起来，从城市来的学生，还真不如退学能回到原来的城市。当然，话再说回来，再以后的几十年的利弊、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出来。
　　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拥有几百万册书的图书馆，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R26;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
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人大全校划了378个右派，占教职工的14R26;3%，出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葛佩崎和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为坚持实事求是而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说到葛佩崎，有件事令人啼笑皆非。他在解放前作为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部队，官至少将。解放后，1957年打成右派，年底被捕入狱。1975年，他沾了国民党少将的光，和战犯们一起特赦出狱。要是按右派的待遇，还得再等十年，八十年代才能出来。要按地下党员，就什么“待遇”也没有了。林希翎的问题，后面还要讲到。）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然而，就是这样并不理想但表面上还算比较平静的学习生活，也没能维持多久。由于政治运动的来临和反复折腾，传统的课堂教学对于我们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很快就离我们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了一种不可求的奢望。
　　7 “清理反动派学生”
　　*
　　实际上，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年半课堂教学中，政治环境也已在不断恶化，阴云渐起，暗礁四伏。左倾路线正在向这些懵懂学子张牙舞爪而来。
　　对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影响，本文在前面没有提及，怕的是心情过早地沉重，不要让自己的心情过早地沉重，不要让读者的心情过早地沉重。想等讲文革时再讲这些，让相对单纯的校园生活多延长一点，可还是回避不了。我们这代人从一开始就在这阴云里，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深浅浓淡有所不同。
　　早在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他父亲就死于那次运动。他原是个很活跃的孩子，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向全校表演有相当技巧水平、让我们惊羡不已的乌克兰舞。招牌动作是：蹲下，两手撑地，两腿向前平伸，贴着地面转一圈。在两手向上离地的瞬间，两腿从右向左，在手掌下迅速穿越而过。不知道这个动作的专业术语叫什么。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他跳过
　　也是在小学时，我的一个邻居自杀了，躺在被窝里割腕自杀。我们都站在对面的晒台上，看那紧闭的玻璃窗后面，床上覆盖着他的被褥还是那样的平整，至今不能忘却。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八章佘校长之死，用的就是这个场景。
　　更不用说1957年的反右，我已经初二了。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满了揭发右派的大字报，到处是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大标语，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眼帘。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政治运动的感受。
　　左倾路线在经过三年大饥荒的无奈和压抑之后，很快就以更强的态势反弹了。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郭德宏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样阐述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儿所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这次全会上形成并写进全会决议。
　　这本书还写道：“……这次‘左’的思潮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是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他紧抓不放，不断发表指示，更使‘左’的阶级斗争思潮带有高压态势和不可阻挡的势头，而逐步升级、越来越‘左’。”
　　左倾路线的出击，在各个方面展开，对青年学生也没有放过。1963年6月14日，北京地质学院尚有森对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中央台写信表示异议，要求公开辩论。毛泽东作出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也称：“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请见：《文摘周刊》，2011年5月2日。标题为：文革前清理“反动学生”事件，标题上有一行题眉：高校强揪“阶级敌人” 受害者命运悲惨。）
　　于是，从1963年夏季开始，各大专院校闻风而动开展了一项“清理反动派学生”的工作。尚有森被定为那年全国第一个“反动学生”。这项工作，和很多左倾时期政治工作的做法一样，采取公开操作与内部掌握相结合的办法。即对外没有公开明讲要“清理反动派学生”，作为我们学生就在班里开会，以总结入学一年来的思想学习情况为名，各人自己检查有哪些错误言行、错误认识（对现实问题有何不满和疑惑）向党向组织交代，而后小组讨论能否通过。这类活动，在中学时也有过。作为准知识分子，作为学生，这种思想清理、自我检查、自我贬损的做法，也经历过若干次了，当时也没有很在意。可能是因为还是低年级吧，好像抓得不算很紧，相互间也没有搞揭发批判。
　　高年级要严一些，已经公开戴了几个“反动学生”的帽子。有个“马基系”（马列主义基础系，后改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被定为“反动学生”，也是个上海人，所以印象比较深。瘦瘦高高的个儿，穿着和步态有些异样，比较显眼引人注意。系里还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我们，说“学马列的还反马列呢”，不要以为上了人大就是进了政治保险箱，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啊。已经被戴上帽的学生，不予分配，分别被劳教劳改，结果都是很凄惨的。即使在以后的文革中，也继续遭受迫害，往往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我系61级有个同学，文革一开始就作为“反动学生”被揪出来，可能就是已经被内定了的。在本文的连载过程中，也有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的网友跟帖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暗里的一面，几十年后，现在知道，各学校按照上面布置的要求和杠杠，在内部秘密搞“左中右”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划分了为数不少的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只是没有最后全部定案公布。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包括在里面。之所以没有走到最后一步、进行公开打击，原因除了上面讲的我们尚在低年级、需要继续观察、有待敲定，还因为1964年春之后我们就离校出去搞社教了，在外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否还有校系领导不让斗争扩大、打击过重，尽力加以保护的因素在里面，不得而知。以1963年刚来人大的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为人来说，很有可能。还有更主要的，就是左倾势力的打击重点，在1964年之后，已经不是学生，而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当权派。
　　这是我自己第一次经历尚属雏形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兼有1957年反右和当时随后不久的社教的意味。与反右相同的是，主要涉及思想认识问题。作为学生，绝大多数也没有多大的言行。与社教相同的是，不是像反右初期先引导你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再反过来揍你，而是连表面上的引诱也不用了，直截了当地要检查你自己，交代问题，别人再揭发批判，而后自己再检查认错悔过，争取能“通过”，请求组织原谅、宽大处理，类似于社教的“洗澡”、“下楼”。实际上，是左倾路线在社教之前的一场小范围试水。
　　直至今天，我也在为这件事捏一把汗。我想我很可能被划进去，因为我一直不够“积极”，没有像左倾路线要求的那样盲从和冲动。从本文的后面也可以看出来，我在文革中也一直不够“积极”。如果是那样的话，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家里亲戚朋友都满怀期望，结果不但一分钱没挣，反而被送到不知在哪儿的劳改农场，永无出头之日。你想想，这种几十年的委屈、愤然、痛苦、绝望，是怎么忍下来的，这种日子是怎么过的。更何况他们并没有犯下什么应该加以惩罚的过错，往往是曲解、编造、诱供、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硬扣上去的，自己则根本没有任何辩解说明的机会。
　　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66年7月底，文革初派遣的工作组撤走之时。据《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工作组进校后，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实际上就是指自1963年秋以来一直在搞的这件事。文革初，工作组才进来一二个月，来不及搞这么多的。但工作组确实也在搞，而且是专门抽调人员来搞，名叫“抓游鱼”，试图以此来压住刚刚开始动荡的局面（有的文章写成“抓鱿鱼”，是不对的）。
　　1964年，差点儿掉进那个左倾漩涡，我们又进了另一个左倾漩涡 —— 社教运动。
　　*

　　二、社教运动
　　*
　　1．远赴湖南
　　（1）问题的提出
　　对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毛泽东一直牵挂在心上的事。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教育，也不例外。
　　 “早在1957年7月，即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但那时主要是着眼于教育农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道路。59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从“反右补课”而来，更是为强行推行大跃进，配合反对彭德怀而进行的一场反保守、反右倾的运动，后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停止。
　　
　　然而，事情出现了变化。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社会上，包括在农村基层，出现了一些对前一段极左做法的疑虑和思想混乱，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偷盗的现象。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尤其是，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该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和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不乏有很有价值的不同意见。
　　以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主要平台，党内高层对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据江渭清回忆：“刘少奇同志于1月27日向大会作报告时，作了若干说明。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对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的评估，不是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去套，而是强调有多少缺点，就说多少缺点；二是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笼统地归结为‘自然灾害’，而是指出有不少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报告中的这些提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处的赞同。”（请见：《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不但如此，在这严重困难的时刻，在民间，甚至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也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拨云驱雾的真知灼见。应该看到，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同样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仅举一例，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初期的社会主义”；2，要扩大和发展“非计划经济”；3，在地权仍属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这与我们今天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何其相近。他那时就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
　　但是，杨伟名的上书，深深地触痛了毛泽东。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并且接着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还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原话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书中讲到1963年8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领导人藏厚雄人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
　　正如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讲：“就在经济形势趋于好转之时，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展开了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批判，致使政治风向再度发生逆转，正在进行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接着，按照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出处同上）
　　毛泽东为社教运动预测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
　　这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是叫“四清运动”。1964年前的四清是小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4年后扩展为触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此，中央先后于1963年5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1964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9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第二个后十条）、1965年1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这些文件里，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二十三条”，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教之前，有过两场也叫“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五十年代初，有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当时也叫社教运动。1958、59年，在农村为清除对大跃进的疑虑和不满所发起的运动，开始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反右补课”，后因“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而改名和延伸为“反右倾”的斗争。这些与此处讲的社教不是一回事。
　　（附带说一下杨伟名的结局。1968年5月5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革命群众”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了二十年，早讲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具体事例请见：《一叶知秋》，杨伟名遗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或：《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一章。）

　　（2）整装出发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而且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的全过程。
　　1964年2月29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参加前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那时还没叫社教。为时一个半月，4月15日返校。鱼儿沟，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是个很干净的小村庄，离西山山脉已经很近了。我们在时，地头路旁的桃花已经绽放，而天边那一排高耸的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同村的，还有先期到达的铁道学院的老师。
　　鱼儿沟，属良乡地域。良乡镇不大，却跟着良乡栗子在全国出了名。这个名字，对于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大街小巷都挂着它的牌子，虽然也很少能吃到。在那儿，也去看过离此处不远的宛平城，八年抗战的首发地。城池也不大，但很干净和安静，街上一尘不染，行人稀少。看着那轮廓分明的城墙，耳边似乎响起当年呼啸的枪声，先辈们浴血奋战的身影好像又在眼前浮现，心中不免感触良多。
　　*
　　1964年秋，全国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那年的9月到10月，人大的高年级学生全部出动，分别去了湖南省湘潭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定襄县。这三个地方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的试点单位。我们组的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人民大学去湖南的领队是我们系主任铁华老师。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湘潭社教工作团的总领队。
　　国庆前，北京市委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参加社教工作的动员大会，彭真作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走之前，系里还给我们发了军人换季脱下来的旧军装，上下身，棉的单的各一套。没想到的是，一年半之后，这套军装却真的派上了用场。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运动刚风起云涌，我们仅次于部队干部子女很快就穿上了军装，当然成色要差多了。
　　国庆一过，我们就离开北京出发了。先在湘潭市里的专员公署招待所住了三天。进行战前的最后集训，当地领导介绍情况，分组编队。那招待所就在湘江边上，离湘江大桥不远，风景还不错。
　　三天后，我们大部队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一路南下。一时间，湘衡公路上，尘土飞扬。不断有卡车停下，他们到了，我们继续往前。一会儿，我们也到了。爬下车后，又背着行李走了好长的路。走一段路，留下几个；走一段路，留下几个。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儿，只有孤立的一个泥土屋，一个孤儿住在那。那儿，就是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那时，运动已经开始一个月了。当地派来的干部，是工作队的主体。我们是分散插到各个队的。
　　*
　　（3）初涉农村
　　城市孩子到农村，有很多新鲜事。在北京郊区，进农舍，第一次见到了炕，见到了炕前的灶台和风箱，见到了水瓢和水缸，见到了贴在窗框上的纸张。这之前，还从没想到过原来窗户是可以用纸糊。难道这很重要么？值得这么大惊小怪，还要特地说一下么？是的，就是这些细微的体验，使我渐渐地体察到国情和民情，渐渐地积累起认识，开启了思维。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了电视，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但电视毕竟不能替代亲身的体会。
　　讲到农舍，湖南的又和京郊的不一样。我在湖南的两处，相互间也不一样。在中路铺，农舍很分散。沿着小山沟往里散落，每处仅一二户、二三户，像毛泽东故居那种样式。房子是用很厚的泥坯垒成，只是它的屋檐很宽，檐下可以堆放杂物，所以也不怕雨淋。而在湖田大队，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则是十几户人家集居。房舍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像是把好多个四合院并拢。不过，朝向是东南西都有，而且院院相通。通道也都是上有屋檐的走廊。七拐八拐，生人进来，是很难找到哪家的。真有点庭院深深、曲径通人家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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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归草 在生活风情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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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 海归草 - (30875 Byte) 2011-7-20 周三, 15:10 (255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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