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aboutU 按: 这篇文章写的乱七八糟, 而且裁剪也小儿科的很. 但材料是有的, 有些还挺扎实. 我对大家的消化鉴别能力有信心, 所以原文奉上, 还请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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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狂士罗隆基甘做中Gong马前卒,

如何身败“共和国”

他的这番“宏论”，若敢于骂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即使是骂在今天的中国，罗隆基怕也早已是“五枪分尸灭十族”了。

中华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而今你们在九泉之下，若真的天良尚存，那么，你们的灵魂，难道就不觉得自己曾对那个给了你们太多自由和民主的中华民国，特别是对被GCD糟蹋够了的苦难的中华民族，怀着太多的愧疚吗？

他写信给沈钧儒求援，唯恐不能自保的反国民党大将沈钧儒，躲之犹恐不及；

　　他写信给郭沫若求助，曾公开跺足大骂过“独夫民贼蒋介石”的郭沫若，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姓毛的红太阳，哪里还敢理睬他？

　　他的大右派算是当定了。

叶无烈

一、运交民国少年时

　　江西省泸水南岸，有一座清秀的小县城，名叫安福。公元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四日清晨，罗隆基就诞生在这里。安福虽非名都大邑，却在当代出了四个名人：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和彭学沛，人称安福四才子。这四个人年岁相近，相继考入清华留美学校，相继出洋留学，不愧为才子。王造时曾为沪上七君子之一，彭学沛曾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文应四九年前曾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主任委员。

　　罗隆基的祖父经商。父亲罗念祖是个前清秀才，后来以教私塾为业，在江西吉安执教。在他的学生中，出了两位名人：一是吉安人刘峙，后来考进保定军官学校，做过河南省主席；一是阜田人罗家衡，曾赴日本留学，专攻法律，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大员。罗隆基有三兄、一姐，一弟。他排第四，人称四哥。他九岁时，生母病故。罗隆基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所以虽然他后来成为洋学生，而他的文章却一派中国风格。

　　一九一三年夏，北京的清华学校在全国招生。这所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的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作经费兴办的，学制八年，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经过四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的学习，然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这所学校名声大，招生少，考生众多。罗隆基在南昌报考，夺得江西总分第一，终于步入清华园的大门。在他之后，彭文应、王造时也分别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学校。

　　清华园位于北京西郊，那里本是满族亲王──端郡王载漪的王府，幽静而又典雅，是读书的好场所。罗隆基一到那里，便结识了同时考入的湖北同学闻一多。两人都喜欢写作，思想都颇活跃，很快就结为好友。闻一多擅长诗歌，而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篇“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清华学校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一九一九年，身在清华的罗隆基参加了“五四”运动，有一次，他曾被军警包围，差点被捕，然而，当时他竟能灵机一动，躺在一座桥下，然后脱险而去……

　　一九二一年，罗隆基踏上远洋客轮，渡过碧波荡漾的太平洋，来到彼岸的美国。他与同班同学何浩若一起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它的同班同学闻一多于翌年来到美国。一九二三年，张君劢从日本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他最初在那里读化学。后来，出于对英国着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又从美国去英国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学生，并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留美又留英，后来亦被人称为“英美派”。时处多难的祖国，也就是罗隆基后来时时刻刻都要指骂的“旧中国”，就这样为他们这一代青年铺开了锦绣一般的前程……

二、西方归来做狂人

　　少年的罗隆基因运交民国，所以，他非但能有出洋深造的自由，而且更有学成归来后“大骂民国”的自由。民国时代，象罗隆基这样的一批留洋派知识分子，大都自奉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他们在已经建成民主自由制度的西方强国留学，虽然不甚了了西方民主制度所来之艰辛，却享受了一个成功、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般般好处。所以，当他们一旦镀金归来，踏回国门，便常常会对已经、甚至正在遭遇千辛万苦的民国，一万个看不顺眼，甚至会对刚战胜了复辟、于外患内忧之中正在为实现宪政而不得不施行训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张鞑伐﹕轻则以已经建成的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准，反对训政；重则张口便要大骂一番“独Cai和专Zhi”之语。

其中若再夹上些“求仕进”的孽根未除，便非但不会珍惜这已经来自不易的自由，甚至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与民国的死敌沆瀣一气，结帮搭伙，虽受人利用而不自知，从而给万般艰辛的新中国制造了无尽的混乱与困扰，直至跟民国的敌人同流合污，非推倒这个不仅给了他们做学术的自由，而且给了他们大搞反对派政治之自由的中华民国不可！

　　罗隆基这个从美英学成归来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在中华民国才可以称得上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极为典型的一个。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面对国民党志在实现宪政、并且是刚刚开始的训政建设，他看不惯，便把对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愤懑之情，倾泻在稿纸上。他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掷出了他那一篇篇非刀即枪的政论：“论人Quan”，“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共产主义”等等。他的这些政论，却直到今天，都没有可能在他曾一心相与的“马列中国”发表。

　　他“直论朝政”，骂兴尤酣。读读他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就几乎将一个正在艰难推进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国民党骂得体无完肤：“非党是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互为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般要做官发财夺取权利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

袁皇帝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时代，眼见他买票贿选；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 ’，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骂兴至此，他也就更加兴致勃勃地骂了开去：“那时，在英美，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国家里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是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Quan，算是人妖。说句痛心的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的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个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他的这番“宏论”，若敢于骂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即使是骂在今天的中国，罗隆基怕也早已是“五枪分尸灭十族”了。

　　然而，直到他根本无视国家的艰难困顿，无视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连篇累牍、越骂越欢、无休无止之时，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也只是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

　　然而，罗隆基是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因为那时节，他还没有遇上那个非但要摸罗隆基这类老虎的屁股，而且更要将他这类老虎斩尽杀绝的毛泽东。所以，罗先生岂但是不在乎，而且更要大骂特骂一番不可了。于是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界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秃蟪。他骂道：“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算得了什么？我六小时自由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值不得小题大做。

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还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还有多少无辜受罪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这就是如今的情况，这就是如今的民生！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拒捕、缉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笨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以六个小时被客客气气地请到公安局去“光荣坐牢”的经历，便不分是非黑白地对执政党和政府骂出了这一大番狠话，要是他敢于骂在毛泽东时代，他怕早已象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管了。就是今日的江总书记，也绝对要封死他的嘴巴，直到他窒息而死。

　　此后，罗隆基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继续在《新月》上连续地发表政论，恶狠狠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于是，诸如 “服从的危险”、“平等的呼吁”、还有就是所谓“对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的批馈保憬佣爻雎耍⒅沼谖狦CD所发现、所欣赏。于是，乃“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地搭上了同一条船；于是，一个被称为英美派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与将英美的自由和民主视作“天敌”的GCD同流合污了。

三、甘做中Gong马前卒

　　其实，罗隆基的那些自由派战友们对他无时无地无事不大骂国民党、蒋介石，不大骂中华民国政府，是颇不以为然的。他们当中有人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只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他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只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他的这些表现，无疑会使一心要推翻中华民国的中Gong“赏心悦目”，从而对他“红梯相与，暗道相通”，直到将他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GCD“红外围”，一个中Gong“地上地下”的大红人，并在国民政府给了他“骂”的自由和“反”的自由的时代，使罗隆基为中Gong篡权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一方面虽然要领导人民艰苦抗战，一方面则给了人民越来越多的政治自由权，因而也就给了中 Gong因不抗战而能够大搞统战的“最佳历史机遇”。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遂成为他们积极拉拢的对象。民主遂成为工具，自由遂成为武器，一起被他们攥在手中，向着正在艰难地抗战救国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围剿过来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罗隆基担任了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也公开发表了。他们以高喊抗日为掩护，以高叫民主为手段，在依然是血溅中华的艰苦抗战岁月，于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后方，掀起了又一道“假自由之名以行反对抗战政府之实”的“大会战”。用中Gong 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马上受到了中国GCD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赞道：‘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Quan，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将会开辟更好的途径……’”

　　好一个“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这个偏要在战争岁月来推动的所谓民主运动，这个在任何一个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都不可能推动的所谓民主运动，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中Gong史家回答得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实际上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第三力量与中国GCD携手并进，结为联盟，成为同盟者。从此章伯钧、罗隆基成了中国GCD的坚定盟友”。底牌终于被中Gong史家们后出来了。

只是中Gong史家还回避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章伯钧早已经是一个GCD员了，他不过是进“同盟”来领导“统战”的罢了。为此，章伯钧的太太曾回忆说：“那时候，伯钧真忙，天天要找左瞬生谈判，回来又要向周恩来汇报。”明眼人一读便知，既是盟友，则何必又要天天向中Gong领袖周恩来汇报呢？罗隆基更在他的遗稿中详细地谈到了他和章伯钧跟GCD的亲密合作。他说：“民盟中央跟GCD在政治上的合作，绝对不是从旧政协（指一九四六年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的。

早在旧政协开会前，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 GCD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战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秘密中有所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举几个很小的例子：早在民主政团同盟的时代，民盟在当时就同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派军人领袖，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早已有了秘密的关系。

他们俩人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他们是当时西南实力派主张抗日反蒋的人。他们两人都向往GCD对抗日反蒋的领导，都愿以自己的实力，对这个共同的目的有所贡献。由于刘、龙俩人都是民盟的盟员，四川方面通过张澜同刘文辉联系，云南方面通过我和龙云联系，就进一步地加强了西南四川、云南两省实力派同GCD的密切合作。刘文辉的驻地是西康。他有时会到重庆来。当他在重庆的时候，GCD方面的周恩来，同盟方面的章伯钧和我，就同刘文辉四人进行过秘密会商。在云南方面，经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后来GCD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驻在昆明。后来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

龙云还指定缪云台作为代表，民盟方面由我代表，加上GCD在昆明的负责人，亦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秘密委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GCD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发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是要抗日、还是要GCD的革命，是做抗日的盟友、还是做一心要推翻抗日领袖和抗日政府的GCD的盟友？在这里，实在已经被罗隆基回忆得清清楚楚的了。罗隆基在他的遗稿里面交待的，不过是“假抗日的名义，以帮助GCD篡权夺国”罢了。罗隆基们既然都能够与龙云、刘文辉这类只知封建割据，却从不知道何谓民族大义、抗日大节的封建地方军阀搞到了一起，并成为中Gong策动这些封建遗孽的联系人和策反者，则他作为自由派、英美派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早已被扭曲殆尽了。难怪国民党报纸曾借用俄国人的名字来笑称闻一多为“闻一多夫”，罗隆基为“罗隆斯基”了。

　　罗隆基在他的遗稿中还回忆了他与中Gong领袖王若飞一起，怎样跟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争故事：“经过王若飞代表同我事先几次讨论，我们两人就共同商定，在小组中来同国民党王世杰进行斗争……在每一次开会前，他总要把每一次会议的战略战术向我分析一番。他每次谈完话，总要向我叮嘱几句：你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我总是笑着说，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

　　是的，罗隆基在为中Gong作马前卒和统战卒的日子里，确实是对给了他骂和反的自由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从来不曾让过半步。这与仅仅数年后，他在被GCD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那番涕泗交流的哀告景象相比，直有人鬼之分。但也正因为如此，中Gong史家才会这样高度地评价罗隆基说：“在肩并肩的战斗中，罗隆基已经紧紧地与中国GCD站在一起了……罗隆基活跃在中Gong的政治舞台上，支持着中国GCD的主张。尤其是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部长，又担任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在重庆创刊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的总编辑，并以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的身份，不断地发表讲话，发表文章，充分发挥了他的口才和文才，痛快淋漓地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热情洋溢地赞同着中国GCD。”

　　然而，曾在抗战时期就保证要在战后推行民主宪政，战后确实又一心想要推行民主宪政的国民党及其政权，虽然明知罗隆基已经成为中Gong的得力帮凶，却仍然迂腐十足地要来拉拢罗隆基。对此，罗隆基回忆说：“我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早已相熟了的……他多次鼓励我，好好站稳中间立场，共同来调节中国的内战。

他总是这几句老话：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我爱美国，也爱中国。我生在中国，也要死在中国。他装着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习惯于搬弄一套牧师的假殷勤的语言（按：罗已经全然用的是GCD的语言了）…… “我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同马歇尔有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他问我，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来设法停战，以后再请GCD参加政府。他说，假使民盟肯这样做，他可以向蒋介石建议增加同盟的委员名额。我当然听懂了，这依然是蒋介石要拆散民盟同GCD团结合作的阴谋。我就告诉他，GCD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又说，这一点是同盟半年多来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亦不是民盟任何领导人个人可以变动的。他只是点头称是不断叹气而已……。”

　　马歇尔对罗隆基“背景”的无知固然令人好笑，但罗隆基作为GCD帮凶的嘴脸确是够鲜明的了。于是，中Gong史家说道：“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各报都刊载了“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Gong代表团京沪渝蓉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罗隆基终于开始公开以GCD盟友的身份说话了：“兹以中国GCD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三月五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收，并请林秉奇律师作证。”罗隆基终于后出了中Gong“代办”的身份。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罗隆基就更是对外摊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他与张澜等人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已经俨然以夺权胜利者GCD的声威宣告说：“我们很坦白地劝告中国南部一切未解放的各省市的伪政治组织及军事力量，应彻底觉悟，今后对人民革命的任何抵抗是毫无效用的，今后任何负隅顽抗只是愚蠢的行为……”在将中国大陆人民推向“被解放后”那血海般凄惨命运的罪行中，罗隆基们无疑也是这个旷古罪行的制造者之一。虽然，此时，他自己被GCD和“革命人民”指为“向党和人民负隅顽抗”的日子，也已经离他不远了。

罗隆基身败“共和国”

叶无烈

　　“解放后”，中Gong曾报答过罗隆基一杯羹。在中Gong的领导下，在为史无前例的中Gong极权专Zhi统Zhi 表演“民主与共和”的舞台上，罗隆基曾当过部长，并在中Gong中央统战部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第二副主席。这个时候的罗隆基，作为原英美派的自由知识分子，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早已荡然无存；而他那种敢在“旧中国”反抗“党治”的自由英雄气概，面对中Gong一上台就立即表现出来的，残酷的和全方位的独Cai极权统Zhi，也早已麻木不仁。

相反，因传统文人求仕进之心暂时得到了满足，所以，他甚至对GCD满怀“感恩心情”。然而，此时在台的中Gong，已非彼时在野的中Gong。中Gong要骗他做马前卒和统战卒的时代已经过去，中Gong作为自由民主“天敌”的本性，更使它对这些曾甘心为之夺权篡国卖命的 “异己分子”，充满警惕与防范之心。反过来，罗隆基身上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孽根性”，就只能成为中Gong的一个心病：只等将公开的敌人斩尽杀绝之后，中 Gong就要“引蛇出洞”，以下手翦除他们了。

　　这样的日子，不久就来到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刚刚在万隆会议上为GCD出了一场风头，飞回祖国，到达昆明机场，一盆冷水，不，是一盆冰水，便兜头向他泼了过来。在中Gong党报上印着的那些“彻底批判章罗同盟”、“揭露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等黑体大字标题，使得正满面春风的罗隆基大吃一惊。因为同盟也罢，联盟也罢，那罗指的就是他。而章就是章伯钧──全国政协副主席、中Gong领导下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罗隆基一边看报，一边就象是坐在活火山上。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曾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读者须知，在那时，《文汇报》乃是配有中Gong党组书记的“民间报纸”，而《光明日报》则为中Gong统战部领导下、由中国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机关报。而那些曾在“国民党反动派统Zhi”下的“旧中国”，纯粹由知识分子自己主办的自由民间报纸，早已全部被中Gong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身为中Gong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指出：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的《光明日报》……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GCD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份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人民日报》的这篇编辑部文章，立即将全国反右派的矛头指向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据揭发，《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旨意办报，于是揭出了“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又据揭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秉承了罗隆基的指令。于是，又揭出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再据揭发，身为民盟副主席的章伯钧又与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结盟，成为“章罗联盟”。于是，章伯钧和罗隆基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国共讨之”的右派总头目。

　　 刚下飞机的罗隆基惊慌地给章伯钧打了电话，然而，章伯钧只敢“语焉不详”。

　　 罗隆基又慌忙给叶笃义打了电话，然而，民盟办公室主任叶笃义却什么也不敢告诉他。

　　 罗隆基又将第三个电话打给了他十年来欲婚未婚的亲密朋友浦熙修，然而，浦熙修也同样不敢告诉他实情，只说要他赶快检讨。

　　 后来，在章伯钧的家里，罗隆基横握的手杖，居然咯喳一声断成了两截，他只能仰天长叹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着名的社论，即：“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攥写的反右檄文，其锋芒，直指“章罗联盟”：“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休──《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这篇举足轻重、一字千钧的“圣旨”还写道：“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还是这篇“圣旨”，干脆抖开了“阳谋说”：“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就是说，毛泽东原来是要引罗隆基们出洞的，哪怕你罗隆基们不想出洞也不行。

　　这篇社论，是对于章罗同盟发起总攻的动员令。于是，大报，小报，大会小会，党内党外，中央地方，一致声讨“章罗同盟”。章伯钧、罗隆基们顿时成为中国最 “忙碌”的人物。每天中午，下午，晚上，都要出席一场又一场批判大会。入夜，还要写检查和交代。这可是被同盟骂垮了台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没有逼迫他们干过的啊。

　　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人们勒令罗隆基作交代。罗隆基不得不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抽走了罗隆基的椅子。当罗隆基答复了人们的质问，坐下来时，居然摔了一交。批判会上顿时发出了哄堂大笑，罗隆基不得不在人们的耻笑声中爬了起来。看着他那个狼狈不堪的形状，竟然就没有一个人扶他一把。就连摔在地上的眼镜，也只好由他俯伏在地上好不容易地才拾起来。GCD连最起码的做人尊严也不给他半分了。然而，年复一年地遭遇过他横骂的 “国民党反动派”，却给过他太多的尊严和地位……就不用说不论他罗隆基怎样骂，“国民党反动派”都从来没有批判过他或斗争过他。

　　虽然罗隆基在不断的检查交代中曾一再辩解，说他“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当，秘密的阴谋”，但是，任他呼天抢地、披肝沥胆地对GCD表现他的忠诚，非但GCD对他铁石心肠，而且连“革命群众”亦对他不肖一顾。

　　他写信给沈钧儒求援，唯恐不能自保的反国民党大将沈钧儒，躲之犹恐不及；

　　他写信给郭沫若求助，曾公开跺足大骂过“独夫民贼蒋介石”的郭沫若，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姓毛的红太阳，哪里还敢理睬他？

　　他的大右派算是当定了。

　　但罗隆基还是不肯甘心。他在批判会上，捶胸顿足地向GCD捧出了一颗红心，哀求道：“就算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然而，他得到的回声却是：罗隆基顽固不化，罗隆基极不老实！当时有这样的话论及罗隆基：说他是右派的老祖宗，是死不投降的右派。而这才是GCD所需要的。因为，必须铲除一切所谓的“自由派”，才是无产阶级专Zheng的历史使命。

　　然而，最令罗隆基痛心的，却是他那三个至亲好友对他的彻底背叛、出卖和诬蔑。这三个人，如罗隆基的遗稿所言：一个是所谓的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这三个人对罗隆基进行的揭发，只能使罗隆基心寒。因为“那不止是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党的领导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于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万口莫辩了。” 但也正是他们三人，才使罗隆基对自己曾一心相与的中国GCD，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一种已经被GCD彻底抛弃的感觉，使他寒彻心脾。

　　他痛苦地写道：“你可以想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地沉重，内心是多么地痛苦……你所谓的揭露，有许多事是你捏造出来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你在座谈会上凭空造谣说，在抗战期间我从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个小皮箱，要你赔了五千圆。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这种捏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与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关系？你捏造时有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五千圆钱还不是一个小数，你那时候拿得出五千圆吗？无怪乎你说这话时全场大笑，我掉了皮箱后，问你要过五毛钱、五分钱吗？”然而，这正是GCD所惯用的欺骗和造谣手段，他罗隆基也曾在GCD的教导下，用这个手段大大地对付过“国民党反动派”。

　　当然，罗隆基不知道，GCD的铁拳还需要的，就是被扭曲了人格和人性。而他罗隆基本人，也是在为GCD充当马前卒的岁月里面，特别是在这一场批斗他的反右派斗争中，人格遭遇了彻底的扭曲。因为，他那在GCD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时候的“大无畏”勇气，岂但荡然无存，而且早已变成了一个只能跪倒在地、只敢哀求GCD饶恕的可怜虫了。

　　对于众叛亲离的罗隆基来说，众叛固然可悲，亲离则更为可怕。罗隆基至死都不曾想到的是，与他十年不是婚姻却胜似婚姻关系的密友浦熙修，不仅与他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且竟然也成了揭发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将”。他，实在是至死都不能理解，GCD为什么具有能够如此恶化人类心灵的“绝世才华”！

　　然而，浦熙修也曾为自己、并为罗隆基据实辩解过，但立即就被她亲爱的党指斥为“不老实”，“两面派”，和“负隅顽抗”。然后便是大会轰，小会攻，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使浦熙修天旋地转，痛苦不堪。迫于无奈，她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私人信件。虽然在这些信件里面没有任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有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还是令她心惊肉跳，使革命群众义愤填鹰：“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力，可以变化无穷。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于是，罗隆基立即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说他想做王莽，与章伯钧一起傚法“匈牙利事件”。

　　其实，那是罗隆基在“解放前”写给浦熙修的信。那段话是针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怎么能与什么“匈牙利事件”、 “张罗联盟”扯在一起？是的，对“国民党反动派”是可以做王莽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绝对不会因为一封信而批斗罗隆基，更不会逼迫他的情人交出这样一封私人信件。但是在情人间保留有这样一封书信，在GCD的“新中国”，却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GCD比王莽、乃至任何一个“反动朝代”，都敢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终于被彻底扭曲了人性的浦熙修，开始揭发起十年所爱的情人罗隆基来了。她居然揭露“罗隆基是由一个地主寡妇抚养成人的，是地主成份”。这实在令还没有给GCD划成地主出身的罗隆基心碎了。

　　一九四六年初，罗隆基与浦熙修相识、相爱于重庆。直至一九五七年，都是他十年来的亲密朋友。当年，浦熙修是重庆《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给了他们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时代，拿起笔作刀枪，篇篇文章就象投枪一样，专门掷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敢拿她怎么样。虽然，她还是中Gong军事领袖彭德怀的小姨子。

也正因为是在那样一个有着相当自由的时代，所以，她才能够在政协会议上，为所有GCD或亲GCD身份的政协委员们写专访，更将GCD和亲共的政协委员们写成了“一朵花”。她就是在那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真政治协商会议”上结识了罗隆基，并与早已亲毛反蒋的罗隆基产生了爱恋之情，因为他们实在是一对敢恨敢骂敢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天生情侣。那时节，他们形影不离，一起在重庆，在南京、在上海，做着GCD的盟友，更做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中Gong革命事业”。

　　然而，这一双GCD的坚定盟友，竟然在“解放后”呼喊了千遍万遍GCD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后，被GCD将他们双双打成了右派，成了GCD的一双“恶毒的敌人”。甚趾蟋这一双情人，也只能在GCD的批判下，互相“化爱成仇”了。

　　被打成了右派的罗隆基和浦熙修，后来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罗隆基远没有熬到文革，以再遭遇一场更其疯狂的迫Hai，便在孤寂与痛苦中离开了他曾一心相与的“共产世界”。浦熙修因熬进了文革，便在受尽了污辱和斗争之后，含恨弃世。这一对曾在杯光酒影之间骂够了“旧中国和旧社会”的情侣，直至“国民党反动派”被他们骂倒之前，他们都曾意气昂扬地做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座上宾。然而，这一对为GCD做够了马前卒和统战卒、喊够了GCD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粉红色情侣”，却只在短暂的和提心吊胆的得意之后，就身败名裂在GCD专Zheng的铁拳之下。

中华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而今你们在九泉之下，若真的天良尚存，那么，你们的灵魂，难道就不觉得自己曾对那个给了你们太多自由和民主的中华民国，特别是对被GCD糟蹋够了的苦难的中华民族，怀着太多的愧疚吗？